您现在的位置: 党史故事(人物)

佟冬

(1905-1996)

来源:《吉林党史人物》(第十四卷) 日期:2018-04-11 09:52:05 阅读:365次

佟冬,字竹生。1905年7月27日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县的贫苦农民家庭。1937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教育家,又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社会科学事业的组织者、领导者。特别是对吉林省教育事业和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披荆斩棘,开山架桥,鞠躬尽瘁,自强不息,倾注了毕生心血。因其胸襟坦白,刚直不阿,一心为公,平易近人,备受人们敬重。享受副省级待遇。

(一)

佟冬出生时,时值日俄战争的硝烟尚未散尽,东北人民正在遭受劫后的磨难。昔时,辽南佟氏家族为满族大姓,后经考证,其祖上是汉人,因做了满清贵族的包衣,依附满族清贵而称为满族。佟氏家族虽是大族,但其祖父、祖母实为贫苦农民,和富贵之族差之天地。

佟冬自幼就受家贫之苦,加之外寇欺凌,水、旱灾之难,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就萌生了改变命运、抗争图强的精神。祖父看到唯一的孙子急于读书的渴望,不顾年老体衰,背起笨重的木箱,走街串户卖烧饼,勉强赚得几个辛苦钱供孙子上了小学。佟冬看到祖父的辛苦,心生哀怜,自知读书不易,故而格外刻苦勤奋,每学期都名列榜首,以优异成绩回报祖父的深恩及师友们的关爱。初小四年级结业后,他获得免费读高小的机会,并越级插班到高小二年级。因他刻苦学习,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读完了高小三年的学业,而且成绩优秀,令老师和同学们刮目相看,皆赞扬其聪明有出息,是栋梁之材。

但是,窘迫的家境需要他肩负起养家糊口的重担。高小毕业后,读书之路似乎走到了尽头。在永不服输的精神驱动下,佟冬决定参加升学考试,以向人们展示出自己的实力,以及对读书的渴求,同时也要证明自己一点不比别人差。他顺利通过了中考的初试、复试,且两榜都独占鳌头,全县第一。一位清末举人李先生捧着他的试卷赞不绝口,连称其才华出众,无与伦比,前途不可限量!两榜第一,又得李先生赞许,立即引起轰动,传遍全县,左邻右舍乡里乡亲,也皆引以为荣,犹如旧时科举得中一般。然而种种赞誉,并未使他脸上增添一丝喜色。由于家境贫寒,失学的阴影,总是笼罩在心头,挥之不去。热心的乡邻们,这家出五元,那家拿十元,很快凑足了学费,资助佟冬上了中学。此情此景,令佟冬终生不忘,不论是读书期间,还是参加革命工作以后,他都时刻不忘以优异的成绩回报乡亲们的厚爱,始终保持勤奋向上、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为家乡增光添彩。

1925年,佟冬终于战胜种种艰难困苦,完成了四年制中学的学业。在中学的后两年,为取得“官费”补贴,他选择了读师范科。加上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此毕业时校长亲自把他推荐到县里最好的第七小学任教。

(二)

1929年,一位家境比较富裕的族兄认为佟冬在家族中最有出息,为众望所归,并表示愿出资供他上大学读书,且不求将来回报,因为只要佟冬出息了,全家族人都光荣。面对族兄的一片至诚、慷慨侠义,渴求读书的佟冬不能无动于衷,因此他答应了族兄的要求。至于将来怎样偿还这份情与债,也来不及仔细考虑了。在族兄的催促下,他立刻启程赶往沈阳,抱着必胜的信念,昂首走进考场。结果,一帆风顺,考入东北大学(简称“东大”)。为之高兴者,莫过于那位族兄,立刻送来学费,兑现前言。

佟冬到学校报到以后,他先在东大俄文系读了一年预科,随后转入国文系预科。原本就勤奋好学的他,而今获得读大学的机会,更是格外珍惜读书时光,争分夺秒,手不释卷,整日埋在书的海洋里。特别是当时风靡于世的“读书救国论”,引起了他强烈共鸣,决心矢志学业有成,将来报效国家。

1931年秋初,他在东大的学习已经过半。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占领沈阳,随之东北三省相继沦陷。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彻底打碎了他“读书救国”的梦幻。在严酷的现实面前,他感到分外孤独无助。看到许多同学纷纷逃亡关内,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或借读内地学校,他心急如焚,多么想和同学们一起逃往关内,参加抗日行列啊!然而此时的佟冬,已娶妻生子,家室之累,实难脱身,只好重回故里,暂到中学任教。

在中学教书近两年的时间里,他目睹东北人民亡国奴的生活,痛苦万分;而精神上的压抑,更让他撕心裂肺。教学之余,他仍坚持自学。每当读到古人精忠报国、疾世忧民的事迹时,佟冬常掩卷叹息,不能再坐以待毙了。因此,他决心逃离日本侵略者的魔掌,立志驱倭报国。1933年夏,佟冬经过一番乔装打扮,穿过日军封锁线,只身来到北平。为了抓紧时间完成大学余下的学业,他先在流亡北平的东大经济系复了学。一年过后,又经学校介绍,到中国大学国文系借读。

到北平的头两年,他尚能从族兄处断断续续得到接济,勉强维持生活和学习费用。但到后来族兄家境每况愈下,已是自身难保。加之日军封锁盘查甚严,继续资助已经不可能了。佟冬陷入了困境,每月只有四元五角的流亡学生补助金,处处感到捉襟见肘,只好抽空跑到东大图书馆打工。因佟冬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所以图书馆很愿意让他来帮忙,抄写书签挣几文零用钱略缓燃眉,终使学习维持到卢沟桥事变爆发。

(三)

在中国大学近三年的学习期间里,佟冬不仅增长了知识和才干,更重要的这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关键时期。直接引导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有两个人:一位是建国后曾任国家化工部部长的高扬,一位是中国大学国文系主任吴承仕教授。

高扬与佟冬同乡,又是中学和大学的同学,特别是流亡到北平后,又同在东大复学。这种同乡、同窗的关系,到了他乡又相聚在一起,且志同道合,自然成为莫逆。两人经常在校内校外交谈,有时通宵达旦,谈论学习心得,交换对时局的看法。高扬先佟冬一步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上革命道路,常引导佟冬认清蒋介石政府的反动面目,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的本质,并指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要加强对新社会学的学习,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等,并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俄国文学作品《铁流》、《毁灭》等书籍推荐给佟冬阅读。不久又介绍佟冬加入党所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斗争中接受锻炼和考验。因此,佟冬始终称高扬是自己参加革命的引路人。而佟冬的才干和人品也深受高扬的敬佩,称佟冬为“老大哥”。粉碎“四人帮”后,高扬来吉林省主持工作时,第一件事就是来看望佟冬。在数十年革命斗争的风雨中,两人心意相通,患难与共,携手为中国革命事业勤奋工作。

吴承仕教授,是一位享誉中外的著名国学大师,也是一位公认的有功于中国革命事业的爱国知识分子。佟冬在中国大学学习时,不仅亲承吴先生授业解惑,更为其大义凛然、忧国忧民的精神所感动。在当时的白色恐怖下,吴先生敢于在课堂上公开批判蒋介石,揭露其利用反动文人欺骗舆论的丑恶嘴脸。吴先生还积极宣传民族解放思想,号召抵抗日本侵略,并亲自参加“一二•九”运动,为青年学生做出了榜样。老一代爱国知识分子的操守、气节,一直感召和影响着佟冬。直到晚年,每当论及到吴先生的学识时,佟冬也总是不忘称赞先生的高尚人格。而佟冬一生中的正气凛然品格,也深受吴先生影响。

流亡到北平的许多东北大学生,由于亲遭国破家亡之痛,纷纷加人抗日救亡行列之中,投身于革命斗争。此时的东大学生会,则肩负起学生运动的直接号召和组织者的作用。经高扬和郝克勇介绍,佟冬结识了在东大学生会工作的关山复、佟云、王振乾等人,在他们的支持下,佟冬也参加了学生会的抗日活动,并兼任学生会民众夜校教师,宣传革命主张。全国解放以后,关山复、佟云等同志皆成为国家高级领导干部,而对昔日与佟冬并肩作战的往事,仍记忆犹新,没齿不忘。他们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互相勉励支持,肝胆相照。

1935年,轰轰烈烈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广大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佟冬不仅积极参加,还奋笔疾书“东北大学”横幅,高举在东大学生游行队伍之前,并被摄录下来,作为革命文物保存至今。由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曾先后两次被北平国民党当局逮捕而身陷囹圄。反动派的嚣张,使佟冬更加认清了国民党的反动本质,不再抱有一丝幻想,促使佟冬更加积极地靠近共产党组织,决心为中国革命奋斗终生。

1937年1月,佟冬经过严酷的革命斗争洗礼,经组织上多方面考验,认为具备了共产党员条件,由佟剑琴、冯静安两人介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佟冬开始自觉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贡献自己全部的才智和力量。

(四)

1937年7月3日,与佟冬离散4年的夫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辗转来到北平。一家人久别重逢,悲喜交加,感慨万千。然而团聚仅4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当此国之将亡之际,家何以保全!已经身为共产党员的佟冬,自然是舍家为国,冲锋在前。为了全身心地投入抗日,他把妻儿送至天津火车站,然后再乘敌人军车返回东北。

家人走后,佟冬立即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参加慰问29军。后经组织决定,随东大同学撤离北平,先后转移到天津、烟台、济南等地。一路上,佟冬宣传党的抗日救亡主张,揭露蒋介石卖国投降的不抵抗政策,以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热情。同年11月,佟冬来到太原,加入八路军第一游击纵队,任政治部秘书,同日军展开正面作战。不久,阎锡山秉承蒋介石不抵抗旨意,下令强行解散游击纵队。嗣后,佟冬又转辗来到临汾,投奔八路军总部,任随营学校政治教员,同时负责部队的组织宣传工作。

1938年4月,组织上选送他赴延安学习。到延安后,他先是在抗大政治教员训练队学习,不久又转到刚刚成立的中央马列学院学习。经过半年的短暂学习后,佟冬被分配到该院历史研究室,开始从事中国历史研究工作。

起初,中央马列学院只有佟冬、尹达、杨绍萱等几位史学工作者,他称得上是我党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在当时艰苦条件下,研究资料奇缺,除了24史等书籍外,别无其他资料可资参考。直至1938年夏末,范文澜先生从河南游击根据地来到延安,主持研究室的工作,并带来30多箱图书,才略满足研究之需。同时,研究人员也得到充实,先后有金灿然、叶蠖生、谢华等加入。不久,范文澜向大家传达:毛泽东主席代表党中央,让研究室的同志们编写出一部15万字的中国历史通俗读本,供广大干部学习之用。大家听后,备受鼓舞,深感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广大干部学习历史的重视,是一项高瞻远瞩的战略举措。

经过详细分工,先由范文澜拟出编写提纲,然后大家分头执笔。佟冬负责秦汉至三国部分。在搜集资料和进行撰写的过程中,每遇到疑难问题,大家都虚心向范老请教,范老都详细给予指导解答,使大家少走许多弯路。为了高水平完成书稿,在撰写过程中,佟冬还特意钻研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弄清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本质区别,使书稿更具科学性和理论性。

大家把各部分资料长编撰写出来以后,交由范老统一审核修订。由于大家怕挂一漏万,故而旁征博引,史料丰赡,使书稿份量大大超过15万字之限。于是,范老向中央申请增加到25万字。但是,大家在撰写中还是收不住笔,洋洋洒洒又超出25万字。范老只好再次向中央申请,要求增扩到45万字。中央认为既然大家热情高涨,又有能力多写,那么就满足大家要求,遂指示能写多少写多少,不必为字数所限。

经过两年多日日夜夜的努力,到1941年初,《中国通史简编》终于完稿,交由解放出版社出版。书印出以后,在党内外引起轰动。特别是毛主席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视为我们党在延安做的又一件大事。毛主席评价说:我们共产党人对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认识,而且还能写出一部系统、完整的中国通史,真是了不起;它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能拿出科学的历史著作了。毛主席的评价赞誉,令佟冬终生不忘,常以此激励自己,要出色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1942年,整风运动开始,按照毛主席“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佟冬积极参加了运动。整风过程中历史研究室和文艺研究室编为一组,他任该组党支部书记。不幸的是,文艺研究室的王实味写过一篇《野百合花》杂文,讽刺党内某些不良风气,因而引祸上身,被错划为国民党特务,并使许多人受到牵连。一向沉稳老成的佟冬,当极“左”大潮袭来时,仍不知见风使舵,还认为王实味是发牢骚、言词偏激、小资产阶级腔调,是思想认识问题。结果,佟冬被认为是态度暧昧,立场不稳,同情王实味,也遭到批判审查,直到实在找不出什么问题,才算不了了之。虽然受到了极“左”冲击,但佟冬始终认为,通过整风使自己有了脱胎换骨的转变,不但在组织上入了党,而且在思想上也入了党,对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1943年1月,由于工作需要,他离开了历史研究室,被调往留守兵团和晋绥陕甘宁五省联防司令部,重披戎装,处理军务。工作之余,佟冬常常抽空为肖劲光等首长讲解《资治通鉴》等历史典籍,继续发挥自己的专长,不断用历史经验教训,给人们以启迪。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投降,抗战取得了胜利。10月,佟冬响应党中央号召,为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随大批干部回到东北。他回到辽东地区后,积极参加同国民党军进行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在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中,他先后担任鞍山市政府秘书长、辽阳市委宣传部部长、辽阳市参议长、辽东省委秘书科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为东北解放战争尽心尽力,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

建国后,随着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高潮的到来,文化教育事业也急需跟上形势发展,需要培养大批有文化的建设人才。1951年党组织根据佟冬专长,调其任辽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同年10月,任东北工学院(简称“东工”)长春分院院长,嗣后又任总院党委书记,直接肩负着为国家培养高等建设人才的重任。

1953年1月,教育部在高校院系调整时,考虑到东北地区文科薄弱,决定在东北人民大学(现吉林大学)设立历史系,而历史系主任的人选,首先想到了身为历史学家的佟冬。在常人看来,一位能力强、有威望、无过错的大学党委书记,突然命他去当系主任,令人不解。然而在佟冬等老一辈党员知识分子眼里,对此类事十分明白。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要创办一个科系,既缺少教师,又缺少生源,而国家又亟待培养出人才来。因此,创办一个系的难度,并不亚于建一所学校,没有一定的资历和经验是不行的。此外,就佟冬人品而言,一向淡泊名利,毫不计较个人得失,处处以事业为重,随时服从组织安排,且从教比从政对他更有吸引力。因为到学府去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这是兴国的根本大计。实践证明,佟冬此举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选择。他到东北人民大学就职后,出任历史系主任兼校研究部部长。

佟冬深知要办好一个系,首先要有业务能力强的教师。只有抓好师资队伍建设,才能培养出高水平的人才。故而到任伊始,便集中精力去聘请师资。他亲赴各地,登门恳请,广纳贤俊,待之以礼。当时一些南方人士认为东北是塞外苦寒之地,环境艰苦,视为畏途,不肯屈就;还有的人以奇才自居,要价甚高,无法满足,只好作罢。在请来的有限的几位教授、讲师中,业务上虽各有专长,但非诸科皆通的全才,致使有的学科暂不能开课。在困难重重的条件下,佟冬发扬延安精神,走自力更生之路,亲自培养所需教师。他选出几位青年教师,给他们出题目,压担子,将他们推上讲台,大胆执教,在实践中提高业务能力,积累教学经验。经过近两年的勤学苦练,他们大多成为教学骨干,随之相继成为史学界的名家。此外,他也很注意发挥老教师的专长,尽量为其创造施展才能的条件,鼓励他们边教学边研究,大胆发表学术见解,并常与他们促膝谈心,探讨学术问题。这样,不仅营造出良好的工作氛围,同时也建立起亲密的人际关系,大家视佟冬为知音。正是在他的带动下,上下一心,人各奋力,为该校历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如今该学科已是国家一级学科,培养出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

为使学生很好地完成学业,他经常深入到学生中,鼓励大家努力学习,奋发向上。特别是头两届学生,人数较少,皆视为栋梁,抱有厚望,随时可以叫出他们的名字,熟知他们的学习和思想情况,经常有针对性地启发教诲。佟冬常在夜幕降临之际,与同学们围坐在一起,用自己艰难学习过程和革命斗争经历,启发大家珍惜大好学习时光。若干年后,这些同学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相继承担起重要的工作任务或研究任务。每当他们回忆起大学时代,眼前总是浮现出一位面容慈善、满头银发、循循善诱的忠厚长者形象,心中念念不忘恩师。

为了对教学有更多的发言权,佟冬在业务上孜孜不倦,广泛猎取以充实自己。特别是系统地披览了大量汉代文化典籍,对汉代学术思想史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许多研究资料,写出许多读书笔记。因此,在教师和学生心目中,佟冬既是一位内行的领导,又是一位学有专长的学者。

在进行职称评定时,他作为系主任理所当然的应评为教授并受到一致推荐。但他考虑到名额有限,应首先让给教学一线的教师,况且自己作为领导,怎能“与民争利”?于是说服大家,把名额让给教师。同时,他还号召大家,尽力提拔年轻同志,无需论资排辈,多从事业需要考虑。凡此种种,深得教师们敬佩,亲眼目睹了一位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

历史系创建后,佟冬又先后担任校党委代理书记、副校长、第三书记等职,时常集党政、教学、科研工作与一身。尤其是在分管学校组织人事工作期间,他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把教师作为办学的依靠力量,先后招聘一批有名望的专家学者来校任教。诸如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秦史专家金景芳,经济学家关梦觉,法学专家马起,哲学专家刘丹岩,外国语专家王琨、王长新,古汉语专家霍玉厚,文字学家蒋善国,著名诗人兼文艺理论专家张松如,数学家王柔怀、孙以丰,半导体专家高鼎三等。为后来的学校事业发展,奠定了雄厚基础。

多年来在佟冬主持下,学校先后做出改善知识分子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决定,制定了一系列具体措施。尽管当时受到极“左”路线干扰,这些决定未能贯彻到底,但在广大知识分子心中却留下了经久难忘的美好记忆。特别是对年轻教师的培养、提拔,雷厉风行,扎实有序,先后分两批培养出78名重点教师。他们大多数已成为各学科、专业的骨干和学术带头人,有的至今还在教学科研岗位上,继续发挥着骨干作用。

匡亚明任校长后,佟冬甘当配角,与之密切合作。两位老领导,一位大刀阔斧,敢作敢为;一位踏实稳健,任劳任怨。彼此各展所长,相得益彰,使学校各项工作有声有色,迅速跨人全国实力雄厚的综合性大学行列,人们常说那时是该校发展的“黄金时期”。

(六)

1960年,东北局宣传部为落实周恩来总理视察东北时关于腾出手脚时,抓一下文史科学工作,以弥补东北文风不盛的缺陷的指示精神。东北局宣传部部长关山复为了办好这件事,专程从沈阳来到长春,登门拜访,征求佟冬的意见。他们两位既是大学同学,又是一道参加抗日反蒋的老战友。两人见面后,关山复同志开门见山,直言来意。佟冬听后,根据自己多年的感受和经验,认为建立文史学院,有两点先天不足:一是师资力量有限,二是学生来源困难。因此,他建议,莫不如建个文史研究所为好,其难度小,收效快,易于管理,鞭长可及。关山复同志听后,十分赞赏,认为既符合国情,又切实可行。后经这两位老战友的多方面协调,最后报请东北局书记处,并很快得到批复:在长春创立东北文史研究所,由东北局宣传部负责组织领导。

1961年春,中共中央宣传部下令调佟冬去北京工作,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此项调动,着实让佟冬心生喜悦。因为在2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佟冬多忙于处理政务,没有大块时间读书。到了历史博物馆工作,接触古籍就会多一些,读书时间相对也会充裕一些,便于把想要读的书读遍,想探讨的课题重新捡起来,真可谓天赐良机。

就在他打点行装准备进京赴任时,东北局宣传部长关山复同志闻讯火速赶来长春,力劝佟冬留下,将创建和领导东北文史研究所的重任担负起来。盛情之下,一向以事业为重的佟冬,无法拒绝领导加战友的挽留,毅然放弃进京机会。后又经过东北局宣传部出面协商,中央宣传部收回成命,佟冬赴沈阳,立即着手筹建东北文史研究所。

佟冬到任后,首先配合东北局宣传部制定了办所方针、筹建规划,明确了研究所职责:为党政军领导机关、高校及科研单位培养具有一定马列主义理论修养,能熟练阅读古籍,通晓古文古史,有较好接受和表达能力,在学术上有较精深研究的专门人才。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佟冬深知,国家处正在经济困难时期,各条战线正在压缩精简,上下勒紧裤带,共渡难关。在如此艰难情况下国家还拨款创办研究所,足见领导对文史科学的高度重视,因此,他在工作中处处精打细算,事必躬亲,始终保持艰苦奋斗作风。

为了请人讲学,购买图书资料,佟冬不辞辛苦,多次往返于全国各地。有一次,为请专家早日来长,他不顾自己年高体弱,搭乘运输机,结果被震得耳鸣腿颤,头昏脑涨。还有一次,因担心一位专家被其他单位抢走,竟顾不上同家人一起过春节,匆忙赶路。被请的那位学者深受感动,觉得能与这样一位公而忘私、求贤若渴的领导共事,是一种福瑞,遂立即接受聘请。当他踏上返程列车时,已是爆竹声声的除夕之夜了,整个车厢里只有他孤身一人。

1961年暑期,东北文史研究所由沈阳迁至长春。1962年5月,东北局书记处下令任命佟冬为东北文史研究所所长。同年7月,各项工作筹备就绪,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并挂起了陈毅元帅亲手书写的“东北文史研究所”牌匾。随即第二批33名学员报到,研究所规模逐渐扩大,培养工作进入有序开展阶段。

从1961年夏到1965年夏,在佟冬的直接领导下,先后从当时全国重点大学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三批95名文史哲专业学员,可谓广聚天下英才济济一堂。这些学员个个风华正茂,朝气蓬勃,组成了一支蔚为壮观的社会科学后备队和生力军。

佟冬一直认为,学员来自四面八方,有利于吸纳各家所长,在学习中互相切磋,扬长避短,互为补充,能得到迅速提高,使研究所真正成为融汇各家之学、吸纳各派之长,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园地。因而在选拔学员时,佟冬打破常规,从实际需要出发,把学习成绩、业务能力放在首位,将政治表现、家庭出身放在第二位,强调基础要好,有培养前途。在具体选拔时,往往是先看毕业论文,后看人事档案。对于某些风言风语,佟冬公开表明:出身不好的人,可以不用他们搞原子弹,但让他们搞古文古史总还是可以吧!遗憾的是,佟冬的这些观点和做法,在十年动乱中,竟成了他被反复批斗的一大罪状。

1961年夏,研究所要到吉林大学中文系选拔4名学员。恰巧佟冬的次子也是该系应届毕业生,很想到研究所工作,而且系里也做了推荐。但取舍大权直接掌握在佟冬手里,儿子不敢向父亲提出,深知父亲一向不谋私利,提了反到没戏,于是让母亲代为求情。可母亲也被难住了,虽然夫妻几十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但丈夫的脾性她比儿子更了解,故不敢贸然提出,只好将事情压下来。不久,关山复来家拜会佟冬,趁佟冬不在场,佟冬的夫人请关部长帮忙。关山复表示:这事虽不违背原则,但恐怕佟冬不会答应,要是别人家的孩子还好说些,回头我试试看吧。果然,不出关山复所料,佟冬谁的面子也不给,对关山复说:研究所的用人原则是我领导制定的,我不能带头坏了规矩。

为了实现培养大批文史人才的目标,佟冬从实际出发,规定学员的政治理论学习,以读马列主义经典原著为主,选取必读篇章;业务学习,从读“十三经”入手,一本一本地啃。为此,佟冬决定聘请专家来研究所讲学。他先后聘请高清海、王野平、吴兆璜、马宗霍、陆懋德、钟泰、金兆梓、孙晓野、李泰棻、纪湘涛、邱琼荪、向迪琮、陈登原、沈文卓、洪诚、吴天五、陈直、恽宝惠等专家学者,分别讲授了《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诗经》、《尚书》、《易经》、《仪礼》、《左传》、《论语》、《孟子》、《文选》、《说文解字》、《史记》、《汉书》,以及金文甲骨、音韵训诂、乐律举要、目录校勘、诗词格律等。此外,还开了日语选修课。

由于讲课的专家多为国内著名专家,佟冬还向吉林大学和东北师大的教师敞开大门,获准来所听课。特别是金兆梓先生讲授《尚书》时,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同志也慕名前来听讲。当匡亚明校长见到佟冬时指着自己的衣服问佟冬说:“我今天是不是穿得太随便了,是否会对金先生不够尊敬?”佟冬风趣地说:“老师最喜欢朴素的学生。”这一幕,给在场的学员留下了深刻记忆,真是不知老之将至,学而不倦,敬老尊贤的模范。

为了掌握教与学的情况,佟冬经常随堂听课,深入学员中,找他们谈话,启发学员们尊师敬教,循序渐进地学习。他经常向学员们强调,要先把专家的学问吃透,然后才是批判继承;读书也是要先钻进去,再走出来。在结业考核时,他亲自阅卷,检查学习笔记,参加集体评定。对学习扎实、独立思考者,予以表彰鼓励;对个别学习不认真者,则加以规劝批评。为了提高学员的政治觉悟,增强学习自觉性,他多次请关山复部长和刘敬之副部长来做报告,讲国内外形势,鼓励大家努力学习,积极进取。当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一书重新发表时,他建议所里给每位学员发一本,并亲自宣讲辅导,鼓励大家树立共产主义人生观,为党的事业奋斗终生。

1964年,为了进一步改善学习条件,佟冬经过请示,争取到拨款,盖起一栋3000平方米新楼。每两位学员一室,人各一床、一桌、一书架、一台灯,既是学习室,又是卧室,生活学习格外方便适用。在他的指导下,图书馆的同志从北京、上海等地,购得图书20余万册,内以线装书居多,尤其是有关《周易》的著作,无所不有。这在国内至今也不多见。还有一些已故专家的珍贵遗作,已成为无价之宝。学员所需图书,几乎是应有尽有,极大地满足了学习之用。看到研究所的发展,学员们的成长,佟冬颇有园丁收获之喜,故而赋诗一首,以明耕耘之诚。在《枕上偶成》诗中写道:

引经数典说前朝,案牍终天似列曹;

柳绿桃红风景好,手篮肩担过虹桥!

东北文史研究所的一整套培养人才的做法,得到中央宣传部周扬同志的称赞:认为有气魄,培养人才不会吃亏。但在当时极“左”思潮盛行的形势下,佟冬的做法被认为越轨出格,指责研究所脱离政治,复古倒退。面对这些责难,佟冬只有一句土话:“甭听蜊蜊蛄叫”,在棍棒面前,依然稳如泰山。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研究所一片欢腾,表现出高度爱国热情,佟冬也赶到研究所食堂,同大家聚餐,举杯庆贺,高呼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尽显关东人的豪爽之气。事后,他感慨地说:“这些学员如此关心国家大事,怎能说他们脱离政治。他们一定会成为国家所需人才。”

1965年夏,前两批入所学员经过两三年的培养,业务能力有了明显提高。为了使这些学员适时转入研究阶段,在佟冬主持下,成立6个研究室,历史设3个,文学设2个,哲学设1个。6个研究室共有16个专业研究组,各组分别制定出研究计划,每个学员都确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分别进入各自研究岗位,正式转入以研究为主阶段。

1965年,第三批学员入所后,他感到有前两批学员的带领,可以让他们确定专业研究方向,直接分到各研究室,一边听共同课,一边学习专业知识,很快融入所内学习研究氛围当中。当他看到学员们专心致志学习研究,感到无比欣慰,认为用不了多久,皆可成才。

(七)

1966年春,已年逾花甲的佟冬,凭自己多年的革命斗争经验和灵敏的政治嗅觉,预感到一场暴风雨即将袭来。不久,中共中央下发了《五一六通知》,平静的研究所再也不平静了。起初,佟冬尚能稳住局面,组织大家学习文件,撰写批判文章。随着运动的迅速升级,研究所被斥为当代“孔家店”,佟冬自然就成了“孔家店”的“黑老板”,一些学员成了黑店的“小伙计”。不久,佟冬被打入“牛鬼蛇神”之列,是研究所的头号走资派。在他身患重病马上就要上手术台的情况下,仍被揪回所里交代问题,接着就是长达数年的无休无止的批斗。挂牌游街,隔离抄家,劳动改造,发配农村,受尽百般摧残。

然而,一向刚正不阿的佟冬,在逆境中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违心的话。在造反派威逼面前,他直言以对,威武不屈,一身浩然正气。在一次批斗后,他悲愤地写道:

咒骂声中几徘徊,株累儿女头难抬;

满身污浊批斗讨,三反分子带上来!

这真实地记录了他在那场浩劫中,蒙冤受辱,身心受到摧残的情景。尽管如此,他始终坚信,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定会再现。他在“牛棚”中写下这样一首诗:

整日自守终有头,何必自苦无所就?

待到群清众明时,身心更该高几筹!

在“文革”中最令他痛惜的是,几十年含辛茹苦一点一滴积累的20多箱书被“造反派”抄家拉走,读书笔记被焚毁。多年来佟冬虽身为高级干部,但只靠他一人养活5口之家,并且要经常接济家乡亲友,要想购书,唯靠节衣缩食。一套中山装穿了又穿,洗得发白,领口缀上了补丁,一双皮鞋也穿了10多年。粗茶淡饭,居陋行简,保持艰苦朴素作风,“耻于恶衣恶食”。经过几十年铼积寸累,随处购求,才有了这几十箱与之朝夕相伴的书籍。这些书被抄走后,几经易手,被破坏得面目皆非,伤痕累累。两年后佟冬被宣布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下乡走“五七”道路。离开长春之前,女儿佟多人出面据理力争,颇费周折才将书要回。

1969年深秋,佟冬被宣布为犯了“走资派” 错误的干部,结束审查回家待命。但因在审查过程中不曾俯首低眉取悦于当权者,故被打入不可留用之列。随后,在插队落户大潮中,借口保护老干部之名,又将佟冬及家人遣送到蛟河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继续进行所谓的改造。

此时的佟冬,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身心俱疲。寒冬腊月,茅屋在寒风中颤抖。为了生存,老两口还得强忍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出外提水劈柴,身边既无子女照顾,往来也无亲友相助,唯与老伴相依为命,共度艰难岁月,不免又想起在“牛棚中”写就的一首思亲诗:

相依垂老命,几曾共平安?

旭日东边照,霜痕与泪乾。

对与之患难与共的结发夫人,既爱又怜,让她一生陪伴自己吃苦受罪,内心感到无限愧疚。

在农村的艰苦环境中,佟冬除了参加生产队里的一些力所能及的劳动外,仍照旧坚持读书阅报,勤于思考,深信灾难总有结束之时。他经常安慰自己和老伴说:比起周围的农民,我们的生活还算好的,用不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天盼望有个好收成。然而出生于农村的佟冬,何尝不也天天盼望农民有个好收成,经常向左邻右舍问这问那,了解生产情况,帮助出谋划策,伸出援助之手,博得了乡亲们的信任和敬重。许多农民兄弟常为佟冬鸣不平:让这样一位好人来接受我们的“再教育”,纯属整人。

1972年春夏之际,“四人帮”在吉林省的代理人,为了强化帮派舆论工具,决定重建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并把佟冬从农村招回,负责领导工作。他重新工作后,立即筹备召回被遣散的科研人员,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就在他着手工作之时,当时的省委领导指示佟冬:研究所是重建,不是恢复,不能把旧有人员都招回来,不许提“归队”二字;也不是搞原来那一套研究,要搞革命大批判;同上级联系,只能同政治部某领导单线联系等等。此时,佟冬恍然大悟:原来是要把我绑在他们的战车上。

佟冬想:你有你的千条妙计,我有我的一定之规,让我干就得按我说的办,否则你另请高明。于是,他抓紧把原来哲学所和东北文史所一些科研骨干调了回来。其中许多人分散在关内各地,无法招回,只好作罢。散在省内农村、干校、工厂者,也需要打通层层关卡,才能如愿。为了调回部分骨干力量,他亲自出面去协商,求得解决。经过3、4个月的努力,到年末时,才招回17名科研人员。由于“文革”的打砸抢,原本数十万册的图书,落入他人之手后,不愿返还,甚至一些有头有脸的人,将书据为己有,不肯返还。佟冬不避获罪于人,发出索还通知,使原有图书绝大部分得以归还。

人到了,书有了,开始展开研究工作。研究所承担了中央下达的《老沙皇侵略东北史》、《义和团史》等科研项目;翻译俄文、朝鲜文资料等;编写了《管子选注》、《帝国主义论》等。正当他满怀信心,带领科研人员埋头搞专业时,一场批回潮倒退的风暴席卷全国,使他又一次在劫难逃。当时省委的主要负责人为了表示紧跟照办,搞出名堂,立刻把佟冬定为业务挂帅、穿新鞋走老路、“回潮倒退”的典型,是还在走的“走资派”。勒令他在批判会上“爬坡”,承认自己走回头路,是还在走的“走资派”。面对无端的指责,枉加之罪,是可忍,孰不可忍!佟冬终于被激怒了,立刻拍案而起,冲着上边派来的人,怒吼道:回去告诉你们的“总管”,这个坡我爬不上去,不爬了!说罢,拂袖而去,昂首走出会场。在座的一些有正义感的人们,无不为他的浩然正气叫好。

抗争过后,佟冬被再次罢官,贬回家中,美其名为“顾问”。回家后,佟冬坚持斗争的精神并没有停止,依然斗室之内有风雷,除魔不尽誓不休。他在《无题有感》两首诗中写道:

斗居能蔽雨,破扇可引风;

无事长生药,仙山不在东。

无私方能勇,淡泊心自清;

羞道王孙贾,媚奥媚灶神。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举国欢腾。佟冬欣然提笔赋诗,抒发多年抑郁愤懑之气。以《“四人帮”》为题,怒斥:

王八兔子无恩义,螃蟹生来就横行;

流氓污尽天池水,军师狗头现原形。

猢儿猢孙结帮派,血源源于白骨精;

喜看英明多珍重,穷追痛打莫温情。

真理终于战胜了邪恶,人间恢复了正道。在揭批“四人帮”倒行逆施罪行,进行拨乱反正过程中,佟冬再次复出,重返研究所领导岗位,闻鸡伏枥,不减当年。

(八)

1978年1月,佟冬在全省宣教座谈会上发言时正式提议,为适应社会科学大干快上的要求,应将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改建为省社会科学院,建立起一支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队伍,会后又经过认真酝酿、规划,向省委做了正式申请。同年10月,省委批准在原研究所基础上,成立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开地方首建社科院之先河,佟冬被任命为院长兼党委书记。

根据省社会科学院的具体条件和地方特点,他从实际出发,明确提出:要以形成地方特点和优势为办院方针,研究重点应放在东北历史与文化、东北亚问题和吉林经济社会发展三个方面,尤其是要加强应用课题研究,努力为促进吉林省四化建设服务。为此,先后建立历史、文学、哲学、东北地方史、情报、经济开发、法学、社会学、苏联、日本、朝鲜等12个研究所。各所建立后,他又分别指导他们制定研究规划,筛选课题,甚至对每位研究人员的专长都了如指掌,给以具体指导,帮助解决科研经费,推荐研究成果发表,使一大批研究人员迅速成长起来,脱颖而出,声望日隆。一些兄弟省的同行们,都非常羡慕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有位德高望重的好领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佟冬带领全院同志积极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平反“文革”中制造的冤假错案,为被迫害的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党籍。还为反右时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纠正了结论,卸掉包袱,极大地调动了每个人的积极性。与此同时,佟冬也抛掉私怨,敞开胸怀,让那些在“文革”中曾造过自己反的同志顺利归队,并主动找这些同志谈心,鼓励他们向前看。在实际工作中,一视同仁,大胆启用,无论是晋升职称,还是提拔、入党等均一视同仁。在佟冬为事业惜才、爱才的博大胸怀精神感召下,这些同志更是格外勤奋上进,有的成为优秀的业务骨干,有的成为优秀的管理人才。

在工作中,佟冬始终把抓好科研工作放在首位。一面督促检查全院科研规划的落实,一面亲自参与具体研究项目。先后主持《沙俄与东北》、《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国东北史》,以及大型学术笔记《静晤室日记》的整理工作等,均在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被誉为不朽之作。特别是在主编《中国东北史》过程中,他几乎是倾尽毕生精力,始终矢志不渝,对国家巩固边疆,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边疆繁荣做出了卓越贡献。

早在“文革”前,佟冬就开始组织编写东北通史。可惜“文革”的动乱,中途夭折。1972年他复出后,再次将这一课题纳入重点项目,然而也是随佟冬的第二次罢官而停止运作。1978年,佟冬主持社会科学院工作后,第三次启动东北通史编写工程。俗曰事不过三,必将成功在即。参加编写的同志,都非常清楚佟冬的苦心和夙愿,决心不辜负他的厚望。历届院长、副院长也皆鼎力支持,特别是孙乃民院长出力尤多,终于完美地完成了佟冬开创的这项事业。

《中国东北史》课题组人员确定后,为使其集中精力摆脱不必要的干扰,特将编写组从历史所分出,专门成立了东北史研究所,由佟冬亲自指导编写工作。起初,在编写题纲的广泛征求意见过程中,院内院外多有不同声音,在认识和做法上存在明显分歧,或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或主张另组建一个课题组。佟冬得知后,不顾外出归来的劳累,立即召集课题组人员开会。强调课题组的同志是编写主力,领导只是组织者,要为课题组做好服务,鼓励大家坚定信心,毫不动摇地搞下去。

在编写过程中,佟冬经常讲起当年在范文澜同志领导下,编写《中国通史简编》的艰苦历程,启发大家提高认识,增强信心。随时帮助课题组同志化解矛盾分歧,教导大家以事业为重,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求同存异,排除名利思想干扰,齐心协力完成编写任务。同时,他还多次强调,编写中要尽量吸收已有的研究成果和考古资料。1984年夏,已是80岁高龄的佟冬亲自带领编写组的同志穿行于荒山莽林,到大兴安岭嘎仙洞考察鲜卑祖庙石室旧墟等。1986年,第一卷书稿完成后,佟冬写信给关山复同志,请其为《中国东北史》作序。序中不无以偿两位老人共同夙愿之意,比谁都感到高兴。

佟冬在主持社会科学院工作期间,还肩负着《社会科学战线》(简称《战线》)主编的重任。1978年2月,省委批准省社科院、省社科联共同创办《战线》的申请,并采取宋振庭同志建议,由佟冬任主编。初始阶段,在人员不整、条件尚差的情况下,佟冬鼓励几位编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实事求是,勇于开拓,把《战线》办成繁荣社会科学,促进百家争鸣的园地。在佟冬带领下,大家团结一心,昼夜兼程地工作,经过两三个月努力,到同年5月1日,一本三百多页五十多万字、封面独特的《战线》创刊号问世了。发行后,顿时轰动全国,名闻天下,著名哲学史专家蔡尚思先生惊呼“简直是泰山压顶”,给以极高评价。

在佟冬的倡导下,一批闯禁区、翻旧案的文章得以刊出。并引起强烈反响,使《战线》成为名副其实的繁荣学术、百家争鸣的园地。每当国内出现重大理论问题讨论时,佟冬总是鼓励大家写文章参加讨论,借以提高编辑业务水平。为进一步扩大影响,使《战线》真正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特刊发了《扩大征稿启事》,广泛征求国外、海外学者稿件,开辟专栏。随之,便有日本、美国、英国、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文稿寄来,发行量与日俱增,发行到国外28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了提高质量、扩大影响的目标。

俗话说文如其人,刊物也何尝不似主编。佟冬把自己坚韧沉稳的风格带给了《战线》,他经常告诫大家坚持党性原则,遵守宣传纪律,不独出心裁,不乱抢风头,更不能以感情代替政策,要经得起时间检验。在他的谆谆教导下,编辑部的全体同志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不曾出现严重纰疵。当1982年清理精神污染时,佟冬认真贯彻中央精神,召集全院大会,明确指出:清理精神污染,就大多数人来说是提高认识问题;防止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要把它同学术争鸣区别开来,绝不是搞人人过关那一套,更不许借机整人。会后,编辑部本着严于律己精神,进行了自查自纠,每位编辑对所负责发表过的文章逐一审视,认真对照。结果,未发现一篇有问题的文章。

也是在这个阶段,理论界一位老同志的文章,受到中央领导的批评,恰巧《战线》有一篇对该同志的采访记待发。编辑部认为采访记中不涉及被批评的观点,准备按计划刊发。当请示佟冬时,佟冬说这是敏感时期,须请示省里再做决定。当省委批示可以发表后,佟冬仍感事关重大,责无旁贷地在省领导的批示下面,也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意发表。编辑们看到佟冬签名,深知老人家的用心良苦,都非常感动,为能有这样一位既敢于坚持原则,又勇于承担责任的领导而欣喜庆幸。

为了能使《战线》长盛不衰,每期目录、图版、文件、有争议文章,佟冬皆仔细过目,随时指出修改意见,争取尽量多刊出一些有分量的学术性文章。对于这类稿件,他要求都必须找专家把关,诸如古文字的稿子,一定要请于省吾先生审阅。1980年,顾颉刚先生寄来一篇有关羌族研究文章,长达六万多字。佟冬阋后十分赞赏,认为该文征引详实,见解高卓,力主一次刊发,引起巨大反响。学界一致称赞《战线》大容量、大气魄,大大推动学术繁荣。

《战线》作者群初步形成后,为了加强与作者的联系与合作,广泛征求办好《战线》的意见,佟冬还亲自带人到北京、上海等地,主持召开作者座谈会。许多专家为佟冬的屈尊礼贤精神所感动,不由内心产生对《战线》欠情欠账之意,遂将好稿子交给《战线》,使《战线》得以期期都有重量级学术性文章。与此同时,佟冬对被称为“小人物”的青年作者,也倍予关注,毫不轻视,一旦发现,便极力向编辑部推荐,支持发表。院内文学所张弘同志关于民间文学“改旧换新论”,就是在佟冬大力支持下得以发表,并展开专题讨论。后来张弘同志又将文章扩充为专著,也是在佟冬过问下才终于出版。

《战线》为了贯彻好佟冬办刊思想,真正做到引导大家“通过自由讨论去探索真理,靠争鸣解决问题”,先后开辟专栏,组织稿件,对中国古史分期、形象思维、新诗艺术形式、宋江是不是投降派、民间文学改旧编新等一系列热点问题展开讨论。每次讨论,佟冬都须拿主意,做决断,挥洒汗水,使《战线》真正成为吸引广大作者参与的学术争鸣的园地,这也是《战线》久盛长兴的重要因素。

如今《战线》出版已逾百期,佟冬遗风依旧,光荣传统不减,人们将永远铭记开拓者的功绩!

(九)

进入80年代以后,佟冬自知年事已高,不宜继续担任领导职务,所以多次向省委提出退出领导岗位,以让位于年富力强的同志。

1985年元旦,佟冬又一次向省委呈送了恳辞报告,表示自己自元旦起,不再到社会科学院视事,请尽快委任新人。此时,省委做出决定,组成新一届社会科学院领导班子,并任命佟冬为名誉院长,获准离休,享受副省级待遇。

离休后,最令佟冬割舍不下者有两件事:一是《中国东北史》编写工作刚刚起步,诸多具体问题尚须继续过问;二是《静晤室日记》的整理工作尚在运作之中,很多事也还须他来拍板敲定。而课题组的同志,又都强烈希望佟冬继续主持这两项课题。实际上,这两项课题皆是在佟冬离休后,指导课题组同志完成的,几乎耗尽佟冬晚年全部心血。每天在读书看报之际,凡有关东北史的信件、资料、文章等,一一记录下来,随时向课题组的同志通报,交流心得体会。同时,还不知老之已至,又把《辽史》等古籍搬出来逐卷披读,疏理难点问题,有针对性地指导课题组。佟冬自幼聪颖好学,离休后仍手不释卷。读书,是其一生中最大的爱好,也是唯一的爱好。自离休之日起,佟冬严格要求自己,对院里新领导班子的工作,只有支持的义务,而无干预的权利,从不说三道四。每当有人向他反映一些大事小情,希望他能施加影响时,他则总是环顾左右而言它,把话岔开。常说自己是扔下近的看远的,从报上看世界风云变幻,从古书中看历史发展,身边的事很少考虑。既不给自己添烦恼,也不给别人添乱。

1995年7月27日,省社科联和省史学会召开座谈会,向佟冬祝贺90周岁诞辰。时任省委书记张德江同志和省人大主任谷长春同志,亲自抬着花篮一同向佟冬鞠躬祝寿。张德江同志致祝寿辞时说:“知道佟老的大名还是在念中学的时候,那时我就觉得佟老是一棵大树,我是树下的一棵小草。今天,佟老仍然是一棵大树,我也仍然是树下的小草,而且是受到佟老这棵大树庇护的小草。”对佟冬的敬重之情溢于言表,不尽缕缕。省社科联党组书记李绍庚同志拿出当天的《市场经济时报》,众弟子们用一整版刊登佟冬照片,下书“仁寿贤明”四个套红大字,并配以联语:“史为镜人为镜皎皎日月;寿似海福似海衮衮乾坤”。感谢老师的教诲之恩,祝老师健康长寿。

早在1985年初,佟冬的众弟子们曾一致决定,在佟冬80大寿这天,在佟冬的家乡辽阳,集体向佟冬拜寿。此项自发的民间活动被院里领导获悉后,认为还是官办为宜,遂决定由院方筹办。当佟冬得知这一情况后,态度坚决地向院里表示:我们党历来就不提倡祝寿活动,应当作为纪律遵守,决不应搞什么祝寿活动。结果是官方没办成,民间也告退,众弟子无不感到遗憾万分。

1995年秋天开始,佟冬健康状况急转直下,住了两次院皆无起色。到了1996年9月,更觉体力不支,然而却坚持不去医院,说自己无病,是老年象征,不必再为国家浪费医疗费了。女儿觉得不能再拖延了,便强行将佟冬送进医院。经过近三个月的精心治疗,终无力回天,12月15日,佟冬永远离开了我们。遗体告别那天,省委、省政府、省人大、省政协四大班子的领导都前来致哀送行。一些离休的老同志也冒着严寒,或拄着拐杖,或由人搀扶,纷纷前来吊唁,鞠躬诀别。各界知名人士、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昔日弟子,从四面八方赶来,祝佟冬走好!可以告慰佟冬在天之灵的是,由佟冬主编的六卷本420万字的《中国东北史》(第一卷属再版)于1998年8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建院40周年庆典前,由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静晤室日记》也从江苏扬州邗江古籍印刷厂运回吉林省社会科学院。这两部巨著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是我国学术界的重大成果。佟冬那为党的事业无私奋斗的革命精神,为祖国的科学文化事业辛勤耕耘的光辉形象,是永远屹立在人们心中的丰碑。

(孙玉良、佟多人)


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主办

吉ICP备17006923号-2号
联系电话:0431-88902746 传真 0431-889027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