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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铎

(1917—1996)

来源:《吉林党史人物》(第十四卷) 日期:2018-03-14 09:21:07 阅读:1251次

吴铎,原名吴志勤,祖籍江苏省武进(现常州市)。1917年农历12月23日,生于辽宁省沈阳市一个没落的仕宦之家。其祖父吴光国,曾是清代辑安等县的知事,后升至东边道道尹(为朝廷正五品官员),后退居沈阳。其父吴达海是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曾参加过“五四”运动,是游行请愿时的旗手,在1927年奉系军阀逮捕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大搜捕中不幸被捕。出狱后,回家乡辽阳设馆教书,宁可艰难度日,也不为伪满做事。

吴铎从小丧母,由祖母、姑妈抚养长大。5岁时,父亲就教他识字,由于他天资聪慧,学得很快,很得父亲的赏识。不到6岁,就送他到学校上学。在学校里,尽管他年龄小,但勤奋好学,不仅各门功课优秀,而且好善乐施,助人为乐,很受同学拥戴。吴铎自小就喜欢文史,他利用业余时间遍览家中藏书,历史上那些精忠报国的英雄人物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他发誓也要做那样的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激起吴铎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反帝思想。他不甘心做亡国奴,便由姑妈带到北平上学。可是一路上的颠簸劳累,他姑妈到北平不久就病倒了。于是,吴铎一边照顾姑妈,一边到北师大办的补习班补习功课,准备考高中。在补习班里,当老师讲到满洲国时,一些不懂亡国之恨的官宦子弟歧视东北人,指着吴铎说:“咱们虽然看不到满洲国什么样,但可以看看这个满洲人”,接着就有人起哄。吴铎顿时火冒三丈,痛斥他们不知亡国之恨,简直是民族败类,他一气之下当即退学。后来他又到一所私立学校补习课程。由于要照顾姑妈的病,吴铎的学习也就断断续续。直到1933年,他姑妈的病好了,他才考取了东北中学初中部。

东北中学是张学良将军创办的学校,由他兼任董事长和校长。这是一所专门接纳东北流亡学生的学校,吃、穿、住全部免费。学生一律穿东北军服装,行动以军号为令。当时学校里比较复杂,各种派别都有,有的以各种名义拉拢学生。为了保持警惕,吴铎入校时仅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来往。他们互相传阅鲁迅和高尔基等进步作家的书籍,并在一起讨论学习心得。不久,校园内就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地下流动图书馆。吴铎的思想也从入校时酷爱文史,憧憬将来做个文人,以笔墨传千秋,逐渐被做新文学青年的憧憬所代替;后来受李思清的影响,进而阅读马列主义,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同时他经常和金钟铭、徐迈伦(肖靖)在一起议论时局,抨击反动当局。这样,在他周围团结了一批进步同学,形成了东北中学最初的进步力量,为后来在此建立“民先”和党的组织打下了基础。

当时学校为了控制学生,对学生实行高压手段,动辄以开除相威胁。一些管理者更是为虎作伥,任意克扣学生伙食费,学生敢怒而不敢言。吴铎看到学校当局的做法,异常愤恨,在他的组织下,学生开展了反对军事教官体罚学生,克扣学生伙食费的斗争。由于他斗争勇敢,公道正派,学潮之后便被同学选为班级的伙食长,不久又被选为班级的级长。

1935年11月,吴铎随东北中学第二批学生迁往新校址——鄂豫交界的鸡公山。上山后,他和把持学校大权并宣传反动思想的国社党的小头目经常发生冲突,两派之间势不两立。吴铎处在随时有被校方借故开除的危险境地。不久,“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促使吴铎下决心离开学校,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当中去。

1936年冬,吴铎回到北平,和原东北中学的同学刘兴礼等住在一起。当时“一二•九”大规模学生示威游行活动刚刚结束,北平学生的南下宣传活动正在进行。吴铎也积极参加,他和刘兴礼的主要任务是联络东北大学和东北籍学生,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并负责真理报的油印工作。此外,还给鸡公山东北中学的同学去信介绍北平的形势。

1936年2月初,北平城内的风声越来越紧,国民党政府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治罪法》,规定军警可以枪杀抗日群众,逮捕爱国分子,并强令解散群众救亡团体,严禁一切救亡活动。为了安全起见,吴铎转移到西单牌楼皮库胡同大元公寓,化名吴大鹏。

1936年2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刘兴礼突然跑到吴铎住处,说徐迈伦正被东北宪兵队追捕,无处藏身,想到他这里躲一躲。吴铎当即答应,并亲自去接他。来到徐的住处后,徐考虑时间已晚,答应明天过去,吴铎只好独自回去。可是,哪里想到,日本宪兵队早已在徐的住处布置好特务,只等一网打尽。吴铎刚回到公寓,日本宪兵队也随后赶到。他们一涌而进,几只手枪一起对准了他,接着乱翻起来,幸好没有翻到危险品。日本宪兵队看到一无所获,不容分说,将吴铎押到东北宪兵队第四中队。不久,徐迈伦、刘兴礼也被押了进来。当天晚上就开始过堂审问,由日本宪兵队中队长岳某主审,他看到只是几个毛头小伙,认为只要吓唬一下就能招供。他先提审吴铎,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吴铎始终回答不是。岳某气得抡起胳膊,左右开攻扇了十几个嘴巴,吴铎的嘴角流出了鲜血,敌人却一无所得。岳某打累了,就让手下的人拿竹劈打手板,吴铎的手被打得肿起来,但他就是咬紧牙关。无奈之下,岳某只好第二天将3人移送到东北宪兵司令部看守所,罪名是共产党嫌疑犯。之后的几天里,仍然是每天提审,提审法官徐某假惺惺地说:你们的案情重大,必须履行悔过手续,才能取保候审,又以枪毙相威胁,但是他们始终坚持爱国无罪和无条件出狱而拒绝悔过。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吴铎先后被转押在北平绥靖公署看守所和北平陆军监狱。每次提审,吴铎都坚持爱国无罪和无条件释放的原则,不管敌人耍什么花招,他都据理力争,毫不让步。

4月下旬,吴铎和刘兴礼等被转押到北平陆军监狱。北平陆军监狱是专门关押政治犯的。这里有我党领导的监狱联合斗争委员会(简称监联)。主要是团结狱友和敌人作斗争。在这里,吴铎认识了监联书记宋向枢,他经常给吴铎讲一些革命道理,启发他的觉悟。在宋书记的帮助教育下,吴铎十分热心监联工作,并担任了监联的宣传部长。他除了口头宣传外,还办小报,如《镣音》等。这些小报的传阅,大大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6月初,狱内开始清理政治犯,条件是只要有学校作保就可出狱,一些学生由学校作保先后出狱了。吴铎没有学校作保,且坚持无条件出狱,所以继续被关押。到7月底,狱中只剩下十几名政治犯了。狱方规定;如不履行手续,一律送反省院。反省院每三年出院一批,但必须自首,否则执行枪决。恰在这时,已出狱的徐迈伦去探监,传达党的指示:为保存革命力量,要他履行出狱手续,这是特殊情况下的特殊措施。这样,他接受了党的指示,由东北中学的一位教师(刘兴礼的老师)作保,于1936年7月底出狱。

吴铎出狱的当天,就和一些熟人及搞救亡的同学相聚,并认识了赵天野。第二天,他经同学介绍加入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8月他被选为民先沙滩区分队长和求知学会沙滩分会主席。

1936年在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张学良将军由被迫剿共走向联共抗日,并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在西安东城门楼创办了“学兵队”,主要为东北军培训下级军官,以便改造东北军为抗日的新型部队。当时,赵天野正在北平负责招兵工作,吴铎和三个伙伴就报了名。8月下旬,吴铎和110名新兵队的学员,在赵天野的带领下,分乘三节闷罐车,离开北平,直奔西安。吴铎的名字就是在火车上,根据新兵队的要求改的,其含义是要一生弘扬正气,伸张正义。

在西安东北军学兵队里,吴铎和曲径、赵天野等编在一起,并和曲径共同负责一挺机关枪。由于吴铎各方面表现积极,军事训练不怕吃苦,到学兵队不久,经同学张折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吴铎更加严格要求自己,并根据党的指示,积极扩大学兵队的力量,他积极给鸡公山东北中学的同学和朋友写信,介绍情况,动员他们参加到抗日的队伍中来。在他的动员下,以张树权为首的一大批同学参加了学兵队。9月底,他被选为学兵队的总代表,参加了“西救”的宣传工作。11月初,学兵队设立调查统计科,他被任命为上尉主任科员(即副科长)。

11月学兵队准备在北平招收第三批学员,因吴铎对北平的情况熟悉,所以被派去招生。党的关系也转回中共东北特别委员会(简称东特)。到北平不久,他和东特的王一夫(原名王铁良)接上了关系。在王的领导下,他积极开展工作,每天都出去找朋友,找关系,四处奔波,动员他们参加抗日队伍。在他的积极努力下,一些青年学生先后到西安去了。为了节省经费,他只花自己带的津贴,每天的伙食也十分简单,两个烧饼就是一顿饭。尽管生活十分艰苦,但他心里非常高兴,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当中。不久,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经中共的斡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由于蒋介石将张学良扣留在南京军法公审,吴铎和西安东北军学兵队的联系完全断绝,招生工作也被迫停止。吴铎只好留在北平待命。

吴铎与西安断绝关系后,直接受东特领导,并就地参加东北救济总会工作,配合东北大学和民先总队开展难民救济工作。在这一期间,他积极开展党的工作,注意培养考察积极分子,经他介绍,杨化飞等人入了党。

1937年3、4月间,吴铎收到原学兵队同学贾其敏从东北军的两封来信,并让他回去。此时,学兵队已两次改编,先为青年培训班,后改为军官差遣二队,并随东北军东调安徽,住在怀远县。他将这一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并表示愿意回去。经组织决定,他以东北特派员的身份,回到东北军借以了解其东调后的情况,党的关系仍在东特,并直接和他发生联系,还规定了通讯处和暗号。吴铎回到军官差遣队后,被选为军官差遣队俱乐部的学术股总干事,领导全队的理论学习,并做当地的群众工作。

同年5月下旬,军官差遣队党组织负责人任志远和申东黎通知他,说蒋介石下令解散军官差遣队。吴铎根据党的安排,决定带曲径等一批骨干力量去睢宁一一〇师报到。第二天,他和曲径等人换上便衣乘上小汽船出发,直奔睢宁。到一一〇师后,他被分配到师部特务连,担任下士贴写员(即协助文书做些抄写工作)。不久,他便和中共一一〇师工委书记吴山接上了关系。6月下旬的一天,营部和睢宁国民党县党部举行篮球比赛。比赛时,县党部的人看吴铎长的像俄国人,又用英语喊话,便产生怀疑,立即电告南京,说一一〇师有俄国顾问。南京政府立即回电,命令马上逮捕解送南京。幸亏一一〇师师长张政枋同情共产党,得知情况后及时通知我党负责人吴山,由他转告吴铎,马上转移,撤回北平。因情况紧急,吴铎来不及交待工作和告别朋友,就匆匆上路了。

回到北平后,吴铎和王一夫接上了关系,并在他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他的联系下,许多军官差遣队解散的同学又都聚在一起,大家经常议论时局,感叹报国无门。此时“七·七”事变爆发,全民族抗战开始。王一夫当天通知全体党员就地参加抗日斗争,组织宣传队和慰劳队。随后,吴铎等同志全力投身到这一斗争中来。他们没日没夜地宣传,慰劳前方将士,修筑工事。29军的官兵听了他们的宣传,同仇敌忾,表示要狠狠打击日寇。7月中旬的一天,王一夫通知吴铎要他带一批党员设法离开北平,随平津流亡同学会南下,到济南接受新的任务。于是,吴铎和黄永春等一批同志从北平出发,途经天津、烟台等地,一路颠簸到8月中旬到达济南。

在省立济南高中平津流亡同学会,吴铎和当时的东北特委书记项乃光按原定暗号接上了关系。党组织派吴铎带一些同志打入石友三部队,开展党的工作。此时,石友三的部队正在济南招收学兵队,吴铎借此机会,正好落脚,扩展组织,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9月25日,学兵队从济南出发,奔赴前线沧州与石友三部队会师。一路上风餐露宿,克服了许多困难,从济南到豫东北的南乐,行军800里。到10月末,终于和石的部队取得联系。学兵队到石部后,改称为一八一师学兵总队,原排扩大为区队,吴铎任一区区队长、政治指导员,主要是进行队内的思想政治工作,讲政治课、参加抗敌工委和发展党的组织。在此期间,吴铎得到一本当时被视为珍品的毛泽东《论持久战》的小册子,他如获至宝,反复阅读,深刻领会。走到哪里讲到哪里,很受大家欢迎。大家就送给他个绰号“红人”。同时,他还积极发展党员,建立了一八一师中共党的工作委员会,使党的工作深入到部队的各个方面。

1938年10月,石友三在蒋介石的软硬兼施下,与我党的统战关系开始破裂。11月底,为了掌握武装,掩护我党、我军撤退,军团工委书记袁也烈派吴铎到渤海区暂编第一师任工委书记,公开身份是政治部少校主任。

1938年底,石友三部奉命西调翼南,临行前部队发给吴铎一匹马,他没舍得骑,用来驮书箱。可惜,在过津浦铁路时,因马受惊跑散了,书也丢失了,这是吴铎感到最遗憾的事了,许多珍贵的手稿都丢失了。经过长途跋涉,到1939年2月,部队到达冀南枣强大营镇时,正逢日军发动春季大扫荡。于是,吴铎带领政治部、教导队和青年队转移到景县一带打游击,直到敌人扫荡结束,吴铎才和石友三部队取得联系。大约一周后,吴铎去军部见到军团工委书记于克同志,得知我方与石部的统战关系已彻底破裂。于是,吴铎以个人名义向石友三提出辞职,即获批准。正当吴铎准备请示上级下一步如何行动时,接到了袁也烈同志的指示信。要他和石友三部交涉好,带领已公布名单的党员赵凯等同志撤到邢台县委。

1939年4月,吴铎等同志在邢台县委几名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来到太行山。他们在此分手后,又一路辗转,到4月下旬来到了中共北方局驻地屯留北村。在这里见到了中共北方局书记杨尚昆、秘书长赵品三及袁也烈同志。不久,组织上决定由吴铎带领赵凯和刘莱芝等部分党员去太行区党校学习。

入学后,吴铎被编入高级班,进行了3个月的集中学习。学习内容主要是党的建设,游击战争和统一战线3门课程,还学习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列宁的《论青年的学习问题》和斯大林的《论农村的工作》等。学习的方法,主要是靠自修、集中讨论、相互启发。当时的学习条件是非常艰苦的,吃的是小米野菜粥,没有蔬菜,只能吃些黑豆。院子是课堂,石头和砖头是凳子,膝盖是桌子。因受印刷条件的限制,教材短缺,往往一本书要大家轮流看,最后,书都翻烂了。即使学习、生活十分艰苦,但大家的情绪非常高涨,到处都是愉快的歌声。吴铎在3个月的学习生活中表现的十分出色,因此期满结束时,又被选拔到党校举办的红色师资班继续学习。在这里,除了学习马列著作外,还结合局势学习中央的有关决定。吴铎非常珍惜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起早贪晚,认真记笔记,写读书心得,不懂的就向老师请教,和同学商讨,学习非常刻苦,进步很快,在班级里表现很突出,受到老师和同学的称赞。老师在他的结业评语中说,“理论水平相当高”,“宜于做教育工作及部队政治工作”。因此,毕业时组织上分配他留太行党校工作,先在教务处任教育干事,后在组织科任分校党总支书记,最后任马列主义专职教员。

吴铎在太行党校学习和工作的1939年,正是抗日战场出现相持局面,敌后战场更加紧张和残酷时期。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实行重兵包围,不断扫荡。针对敌人的阴谋,我方采取破坏敌人的交通线,切断与外部联系的办法,打击敌人。1940年5月,太行山满山遍野草木葱翠,青纱帐起,正是游击健儿大显身手的时候。吴铎和太行党校的同学一起参加了对白晋路的阻击战,拉开了百团大战的序幕。他们在大部队的掩护下,风餐露宿,连续作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2年初,组织上调吴铎到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工作,任经济调查科科长。一天,在磁武县南郑王庄进行调查时,突然,听到村头有人喊“鬼子来了”。于是,吴铎等拔腿就往村外跑。这时,一阵阵的枪声从后边传来。在这紧急时刻,他们在老乡的指点下,钻进麦地,才得以脱身。为了摆脱敌人,他们立即向山里转移。为防止敌人搜山时被发现,他们便商定:白天分散隐蔽,晚上击掌为号集合。吴铎隐藏在一片草丛中,附近没有水源,干渴难忍,带的炒面没办法吃,为了不暴露目标,他强忍着干渴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只等到晚上到山下找水喝。在山上待了几天,随身带的炒面吃光了,他们就利用晚上到山下的村里找食物。当时,麦子已黄熟,在老乡的指点下,他们把熟透的麦子撸下来,碾成面,再连夜炒熟。并给老乡留下借条,以便将来归还。就这样,他们在山上忍饥挨饿,直到附近的敌人撤走了,才返回边区政府。

回到边区政府后,上级决定成立一支游击队,由吴铎任队长,组织群众打麻雀战。吴铎带领游击队以西辽城一带为落脚点,组织民兵放冷枪,袭扰敌人。同时,根据地形、地势搞突然袭击,打几枪换一个地方,搅得敌人不得安宁。当时,根据地正在开展地雷战。一天,吴铎和游击队的同志听说鬼子要来,于是便决定在鬼子必经的路上埋地雷。可是,他们出来时匆忙,忘了带锹镐。正愁没办法时,突然,看到桥头有一堆灰,于是急中生智,把地雷埋到了灰里。然后,他们撤到山坡上,隐蔽了起来。傍晚,在淡淡的夜色中,一队鬼子骑兵奔驰而来,马队到了桥头,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地雷炸响了,火光冲天,日军被炸得人仰马翻,嗷嗷怪叫。

1943年,敌人的扫荡越来越频繁了。4月,吴铎到武安县等地检查坚壁清野工作。来到阳邑镇时,听说5月大扫荡的敌人已经出动,可是,镇里还有一批粮食没有坚壁。于是吴铎顾不得自己的安危,急忙动员群众连夜抢运粮食,绝不让一粒粮食落入敌手。他们一直干到天色黎明,几万斤粮食才坚壁好。看到一切就绪,粮食万无一失,吴铎才放心地离去。

当天晚上,吴铎来到邢台,见到了工商局监委书记俞坚同志,据他介绍,那里的形势也很紧张,群众都已经转移。他俩便在向导的带领下向邢台县深山的小村子转移。临近小戈梁村时,已是深夜时分,他们刚走出不远,突然前方传来口令和拉枪栓的声音,吴铎预感遇到了敌人,他机警地拉住俞坚转身往回跑,只见有两个身影在他们身后紧追不放。在离他们四、五米处地方停下来,一左一右地逼住他们。双方僵持了几分钟,对方火了,突然冒出一句“快快地过来,你的什么的干活?”于是两人明白,原来是鬼子。吴铎马上拍了俞坚一下,两人从几米高的山坡上跳下去,撒腿就跑。紧接着,枪声“砰砰”地在他俩身后响起来,子弹“嗖嗖”地从身边擦过,所幸没有击中。

吴铎两人跑出山沟后,来到一座窝棚里休息,烧水吃点炒面。主人告诉他们:这里白天常有鬼子经过,不可久留。不过,南山有游击队,可到那里去找。他俩听后很高兴,便急忙向南山走去。途中遇有一道深沟,深达几十米。他俩沿沟帮的小路小心地下行,刚走到半路,突然发现沟底走过一队日军的骑兵,黄尘滚滚,看不到尽头,只听见一阵“嗒嗒”的马蹄声在沟里震响。回头看去,沟顶上和对面沟顶上都有小股日军骑兵,像是搞侦察和掩护的,只管往前走和向山上观望。他俩上不能上,下不能下,只好卧倒在稀稀落落的荆棘丛下,并将身边的酸枣树枝盖到身上作掩护,屏住呼吸,紧张地观察敌人。敌人的队伍很长,骑兵后边是步兵,中间还有很多大车。但日军万万没有想到,就在他们眼皮底下的沟帮上,藏着两名八路军。待敌军走远后,他俩才相视一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这次与敌人遭遇有惊无险,实乃万幸。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后,根据中央指示,吴铎和其他东北籍干部全部抽出组成东北干部团,挺进东北,支援东北新区工作。吴铎任党政干部队的指导员,队长周桓,副队长顾卓新。9月24日,干部团从涉县赤岸村启程回东北。流亡14年的关东儿女,经过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胜利还乡的日子。吴铎归心似箭,心里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为了和国民党抢时间,尽快进入东北,上级要求吴铎他们星夜兼程。在山海关,部队重新编队,身强力壮的同志坐大车先行。在锦州稍微休整了一下,就改乘火车向沈阳进发,于10月中旬到达沈阳。到沈阳不久,吴铎等得到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彭真的接见,并听了他的报告。根据彭真的指示,吴铎同志协助周桓同志筹备东北军政干校,并任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校党支部书记、代理政治部主任。因当时政治局势动荡,学校几经转移,至11月下旬撤到清原。

1946年3月,吴铎按照党的指示,带领机关部分家属从抚顺坐火车撤往梅河口。这个月的21号,吴铎和李彦在梅河口郑家粉房结婚。

1946年4月上旬,吴铎随周桓与军队一起从梅河口开往长春,攻打长春的战斗即将打响。14日中午,当苏联撤军的最后一列火车驶离长春站时,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就抢占了长春。同日下午2时,我军攻打长春的战斗打响,18日晨夺取了长春。进入长春后,东北民主联军成立高参室,吴铎任高参室主任。后东北局成立经济调查研究室,他任副主任,主要是收集工业资料和招聘技术人员,为恢复和发展经济作准备。当他得知满铁株式会社地下室存有许多重要资料后,他立即组织人员整理并转移到银行地下室。

5月22日下午,上级突然通知紧急撤退。于是吴铎又临时雇人将资料搬运到火车站,同时申请车皮。因转移的人员和物资繁多,他的资料根本排不上号。吴铎急得要命,他反复和车站商量,讲明这批资料的重要性,最后终于得到车站的支持,申请到一列车皮,这些珍贵的资料被安全转移到哈尔滨。

吴铎到哈尔滨后,根据组织安排他准备到东北局报到。此间,正直美蒋调停处执行小组即将赴哈尔滨与我方谈判。为加强交际处工作,彭真决定让吴铎到交际处帮助工作,公开身份是招待科科长,主要任务是内部保卫和监视美蒋人员。7月末,吴铎和邹大鹏陪同林彪参加了谈判会议。

1948年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吴铎按东北局的指示,随朱光等于当天晚上到长春进行接收工作,任接受组副组长,主要任务是协助各区恢复正常秩序。10月下旬,工作结束后返回沈阳。在沈阳解放的第二天,吴铎等同志就到达沈阳,参加了沈阳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当年11月,吴铎被派往鞍山任鞍山钢铁公司轧钢部主任。上任后,他深入工地,吃住在办公室,废寝忘食地工作。

1953年4月,吴铎被调回东北局,任财经工作部办公室主任,主管文字工作。还经常为《东北日报》撰写评论和社论等文章。不久东北局撤销,吴铎于1954年8月被下放到中共辽宁省委任委员、基本建设部部长;1956年2月,任省委秘书长,兼省委直属机关党委书记。同年7月,在中共辽宁省第一届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省委委员、秘书长;12月,在省委一届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常委。因吴铎工作出色,省委曾拟增补他为书记处书记。

然而1958年的极“左”路线使吴铎的命运发生了改变,由于他在省委召开的整风会议上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反对把思想认识上的不同上纲到路线和派系斗争上,因此受到极不公正的批判,被错误地定为“以王铮为首的反党宗派”的重要成员,撤销了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降低工资标准,下放到阜新矿务局机电修配总厂一车间任副主任。

1964年,吴铎被调任阜新矿务局任副局长。他上任后,针对当时坑道漏水的问题,领着有关人员深入坑道和矿区调查了解,跑遍了整个矿区,拿到了第一手资料,然后组织人员改造了一些坑道,并在家属区挖了一些排水沟,解决了雨天漏水的老大难问题,得到职工的欢迎。

1965年,中共辽宁省委对吴铎1958年的结论和处分予以甄别,但政策尚未来得及全面落实,“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在这场劫难中,吴铎也未能幸免。他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被批斗和审查,身心健康受到严重摧残。在逆境中,吴铎仍然保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坚信党和人民一定能够战胜邪恶。

1978年春天,全国一片生机勃勃,各项事业都需要人,于是干部就显得十分宝贵。这时,经中共吉林省委常委、秘书长赵天野的推荐,中央批准,吴铎于同年6月任吉林省革委会秘书长。当时的革委会,是从原来党、政合一的革委会刚刚分离出来的,许多工作尚待开展。所以,吴铎一上任便如饥似渴地投入到工作中去。他首先用两周的时间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阅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吉林省委近几年的文件,接着就召开办公厅秘书处工作人员座谈会和省直各委、厅局办公室主任座谈会,要求大家尽快地把文秘工作搞上去,建立起正常的工作秩序,提高机关工作效率。

吴铎对几位副秘书长的工作非常支持和信任,总是鼓励他们要大胆工作。当他得知韩容鲁秘书长因下属处理信访工作不负责任发火时说,“韩秘书长批评得好,当领导的就是不应该总坐在办公室里吃干饭。”当副秘书长就安排干部问题请示他时,他说“关于干部问题,我刚来机关不久,基本不了解,你安排就可以了,个别的根据需要可以调整,但总体上要保持稳定”。在办公厅的文秘建设上,吴铎很注意向老秘书长赵天野学习,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赵秘书长家去请教。同时,他也很注意文秘人员的提高工作。当时,秘书处有位同志写了一本关于做好文秘工作的小册子,他认为很好,并给以肯定。1981年出版后成为我国填补空白的专著。

1979年2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对吴铎同志1958年的结论和处分,予以彻底平反。

1980年 4月,吴铎被选为吉林省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随后又被选为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分管财经立法工作。吴铎在分管财经立法工作的同时,还协助赵天野副主任分管人大机关的文字工作。他对文字工作要求的严格是出了名的,他不仅要求别人,对自己也很严格。在他的办公桌上,经常摆有《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工具书,从不放过没有把握的字,词、句。所以,有的领导拿到材料后,只要知道吴主任看过了,就放心了。

1981年夏,吴铎在沈阳参加一个会议后,顺便在沈阳治疗一下痔疮。为了给国家节省经费,他只住在辽宁省人大的一个普通的招待所里,当辽宁省的几位领导动员他到好一点的宾馆住时,他执意不肯,一直在那里住到病愈才返长。吴铎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但却非常关心其他老同志的生活。一次他得知鞍山的一位老同志患了重病,不能自理,急需要将在吉林工作的子女调回鞍山照顾他,吴铎积极与吉林省冶金局等部门联系,很快解决了那位老同志的实际困难。一次,与吴铎同住一处的儿子说,想在单位申请要房子,吴铎听后生气地说:“咱家这么多房子还不够你住啊?各单位房子都很困难,你凑啥热闹?”吴铎就是这样,时时处处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从不给组织上找麻烦。1984年的一天,有位老同志从外地来长春看望吴铎同志,问到他平反后为什么没恢复省委常委时,他甚为理解地说:“恢不恢复常委,那得根据工作需要。再说我残年多病,给我个常委又能做啥呢?”吴铎对省城长春的建设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并就如何加强长春的建设问题,于1986年春给中共吉林省委写了建议信。

1990年1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同意,吴铎离职休养。离职休养的吴铎并没有休息,他每天都要看《人民日报》、《吉林日报》等报刊,桌子总是摆的满满的,他关心的还是国家大事。不幸的是,1996年6月22日,吴铎因病去世,享年79岁。他为党为人民忠实地奋斗了一生,他具有很高理论修养,注意党组织的思想建设;他具有实是求是的思想作风,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他具有忘我工作的精神,无私无畏地为党的事业勤奋工作,得到同志们的尊敬和爱戴。

(郑崇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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