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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 孟 超

(1905—1991)

《吉林党史人物》(第十四卷) 日期:2018-01-11 10:39:18 阅读:647次

袁孟超,原名袁家镛,化名宋三、张文清、严英。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后因与组织失去联系,于1949年重新入党。建国后,曾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吉林省政协委员、吉林财贸学院教授等职。

袁孟超,1905年8月28日出生在四川资阳,父亲袁珍全是私塾教员,家境贫寒。袁孟超天资聪慧,学业优良,小学没读完,即得一师长帮助,考入成都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免费就读。毕业后,适逢“五四”运动,逐渐接受新思想,得助学基金,考入东南国立大学。

1923年8月袁孟超离开资阳后,乘船沿沱江而下,途经泸州川南师范,亲耳聆听了正在该校讲学的恽代英和肖楚女的教诲:“大学生要选择利国利民的方向,立志走反帝反封建的道路,改造世界,振兴中华,无负于大学生的称号,无愧于时代的要求。”进入东南大学后,袁孟超选择了地学系。二十年代的东南大学,是南京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基地,是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活动的中心。恽代英曾在这里指导党团活动与建设,杨杏佛在此宣讲马克思主义学说。众多的东南大学学生,在革命理论的指导下,投身到波澜壮阔的反帝反封建的群众运动中,并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地学系主任竺可桢教授,是我国地理、气象学界的一代宗师。他一身正气,充满爱国激情,经常谆谆教诲学生,要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调查清楚中国的自然条件和自然资源,使自己成为一名为振兴中华而献身的地质学家。

1924年初,东大等校学生代表在东大梅庵集会,正式成立“南京社会科学研究会”,袁孟超也参加了这次会议,其宗旨是广泛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这个研究会成立后即开展多种专题讲演活动,并组织讨论,其内容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共产主义与中国,中国辛亥革命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异同等。每次研究会的活动袁孟超都积极参加,而且还十分活跃。同年3月,南京团地委同南京国民党支部合办《南京评论》,共产党员宛希俨任该刊物发行人,袁孟超是撰稿人。在苑希俨的影响下,袁孟超看了许多进步书籍。这使他懂得许多革命道理,进一步明白了中国的命运是和马克思主义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前途命运,开始成为袁孟超最关心的问题。他逐步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于1924年3月加入了青年团。

1925年5月,袁孟超积极参加并领导了南京学生声援“五卅”运动。在运动中,袁孟超带领东大学生举行罢课、游行示威、散发传单,以此支援上海同胞,声讨帝国主义暴行。经过“五卅”运动的战斗洗礼,使袁孟超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他向组织上提出了入党的要求,遂经乔心泉、曹壮父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南京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

1927年9月,袁孟超受党指派率领160多名党、团员,组成赴苏代表团。当时我党利用国民党张群与杨虎争夺上海的混乱局面,深夜分批将学员送上小舢板然后转搭苏联货船,于十月革命十周年前夕抵达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批学员被编入一年级英语班,袁孟超任支部书记。他入学后怀着对大革命失败的疑问,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理论,认真总结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反思过去,展望未来。

1929年秋,袁孟超从中山大学毕业。不久,即被驻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调派回国。适逢中东路事件,袁孟超等人暂避赤塔国际交通站,等待回国时机。在滞留苏联的这段时间里,袁孟超奉调到远东边疆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接替吴玉章任该部主任,兼政治经济学和高级班的《资本论》讲授,同时翻译俄文版的《资本论》第一卷,还兼任中文版报纸《工人之路》党的建设栏目主编。

1933年1月袁孟超回国。当时,党中央交给袁孟超的任务是接替沈泽民任鄂豫皖苏区省委书记,后因交通中断未果。5月,上海中央局任命袁孟超为江苏省委书记。当时江苏省委的工作在全国各省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工作范围包括中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无锡、南通等工业城市。新省委的工作是恢复组织、开展工作、准备暴动、支援苏区、帮助举行世界反帝大会。当时的上海,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屡遭破坏,尚无力开展外县工作。新省委的分工是,袁孟超除负责全面工作外,还负责沪东区,沪西区。朱阿根除负责组织工作外,还负责沪中区,浦东区,海委(省委的海上组织)三个区委。冯雪峰除管宣传外,还负责法南区、闸北区。

为了开展工人运动,组建工会,抗议资本家克扣工人工资、殴打和开除工人的斗争,袁孟超每周都要下到区委。为摆脱特务的跟踪,他扮作机械工人的模样深入工厂。区委的同志告诉袁孟超,由于党的秘密机关不断遭到敌人的破坏,开展工作已十分困难。有的负责人都不敢来了,连区委会议都召集不起来。袁孟超听后心情十分沉重,为了开展工作,袁孟超早出晚归,到处找关系,恢复组织。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绩,纱厂等一些工厂恢复了工会组织,工会会员发展了一倍。沪东区还成立了失业委员会。

一次,袁孟超组织人在中法大药房前面广场搞庆祝十月革命的飞行集会。因为找不到人,任务又很急,袁孟超只好自己去送传单。他化了妆,穿上整齐的西装,手里拎着点心盒,里面装的都是传单。那天,正碰上上海每天照例的“抄把子”,即由巡捕排成横队从马路中心向前推进,对行人搜身。名义上是防土匪,实际上是要抓革命党人。正在危机时,袁孟超心生一计,利用高等华人身份蒙混敌人。于是他手里提着“点心盒”,昂首挺胸大摇大摆地向巡捕走去,巡捕以为是什么重要人物,谁也没敢上前去问,袁孟超乘机穿过队列,混了过去。

1934年6月25日,中央局盛忠亮通知袁孟超说,江苏省委得到一个情报,无锡出现一个游击队,这在当时确是一件新奇事,很符合“左”倾教条主义在城市附近搞武装斗争的做法。实际上,这是敌人玩的诡计。盛忠亮通知袁孟超去康脑脱路853号成衣店的二楼江苏省委秘书处赵立人家取情报。本来对党分配工作向来不讲价钱的袁孟超,这一次心里犯了嘀咕,在革命低潮时怎么会出现游击队呢?!于是,袁孟超推托说:“我现在在全总,和江苏省委早已没有联系了。”盛忠亮说:“没关系,现在的省委书记是你的老熟人赵立人。”提起赵立人,袁孟超当然认识,在海参崴党校工作时,赵立人曾在海参崴师范学院工作。因为,盛忠亮是代表中央局的,袁孟超只好服从。当晚,袁孟超找到赵立人家后,他说:“确实有这个情报,但情报在省委组织部长老徐(即徐生,叛徒、)手里,要袁孟超第二天再来取。6月26日,袁孟超到赵立人家后被捕。

袁孟超被捕后,敌人严刑拷打,受过非人的折磨,尽管敌人软硬兼施,诱骗劝降,但袁孟超始终没有动摇共产主义的信念。在敌人的法庭上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许多叛徒都认识袁孟超,也知道他就是袁家镛,可是袁孟超就是不承认,坚持叫张文清。为了一个名字有时要争论半天,后来敌人就不在名字上计较了,大特务头子徐恩曾、季云浦、叛徒赵立人、苏成德、汪浩等人都对袁孟超劝降过,各种阴谋都没有得逞,袁孟超始终牢记编好的口供,无论敌人耍什么花招,袁孟超都矢口否认,绝不吐露真情。同年11月由同学曾扩情(国民党中委)保释出狱,之后被管制在南京特工总部训练科。

1936年10月,袁孟超挣脱了中统局的管制,负责主编《世界文化》杂志。同年11月16日出版创刊号,一直持续到1937年6月1日共出版两卷14期。在发刊词中袁孟超热情洋溢地写道:"中华民族的命运,已经徘徊在生与死的边界,毁灭或新生的交叉点,一面是侵略者的屠刀,另一面是中国人民大众求生的抗争”,要“用鲜红的血写成我们的战歌”,“要不分富贵贫贱,不分高下尊卑结成一条坚强的民族阵线”。“本刊的内容必须是针对着现实的,而且必须是战斗的”。这个刊物站在反法西斯的立场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在创刊号上袁孟超介绍了《苏联十月革命节》、《西班牙内战不干涉协定》、《满洲的游击战争》等文章。在《世界文化》出版中,多次遭到特务的阻挠和破坏。一次徐恩曾的左右控告袁孟超宣传西班牙人民阵线,用意是替中国的人民阵线宣传,不批评苏联,这些违背了他们的愿意。于是,他们纠集反动理论家刘不同等五人,围攻袁孟超。袁孟超据理力争,指出:对西班牙问题,人民阵线的共和政府是外交上正式承认的合法政府。对于不批评苏联的问题,袁孟超说,自从“九一八”以来,中日关系是日本要灭亡中国,这是公认的事实。如果不甘做亡国奴,就要起来反日,不联合苏联,是无法打败日本的。对袁孟超的反驳,特务们虽感到不是滋味,但却无言以对。《世界文化》的出刊,被日本《昭和年鉴》列为反动刊物,引起了日本的外交干涉。在内外夹击下,出版到第二卷第二期时,经邵力子的授意而停刊。

1937年8月,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后,邵力子以“中苏文化协会”名义,邀袁孟超接替卜道明主编《中苏文化》杂志。在此期间,袁孟超得到苏联大使馆、苏联对外友协代表罗曼诺夫的赞助和支援。1938年在南京撤退到武汉之前,叶剑英曾邀请袁孟超到傅厚岗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交谈办刊的情况,使袁孟超受到很大的鼓舞,感到党是了解他的,他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去。武汉撤退以后,袁孟超继续与苏联友协联系,还每周一次口头汇报,向苏联提供一些情报。当时,由郭沫若主持的第三厅的阳翰笙、尹伯休同志也大力支持袁孟超,经常给他提供一些稿件。与抗战文化界进步人士的交往,使刊物的质量有很大的提高。

1938年秋,为了进一步扩大《中苏文化》副刊《前线增刊》,袁孟超通过顾颉刚来到重庆郭沫若家,在这里他见到了周恩来。袁孟超汇报了《中苏文化》的办刊情况,介绍了《前线增刊》是发给抗战士兵的读物,周恩来听了很高兴,鼓励他继续做好统战工作。

1939年以后,袁孟超经常与重庆《新华日报》的编辑们来往,邀他们参加中苏文化座谈会。全国著名人士侯外庐、老舍、王昆仑、曹靖华、欧阳山、邵力子都在《中苏文化》杂志上发表文章。袁孟超本人也发表了许多文章,介绍苏联的情况。

袁孟超在主编《中苏文化》杂志中,多次受到特务的密告。有一次,徐恩曾当夜将袁孟超找去,说他是苏联情报员。袁孟超坚定地回答:中苏文化主编在职责上是应同苏联大使馆发生密切关系的,苏联是资料的来源,杂志社的经费一半是苏联对外友好协会提供的,过去的主编也是这样做的,何能诬我。袁孟超的一席话,驳得徐恩曾哑口无言。但从此徐恩曾定期让袁孟超参加 陶希圣等汉奸集团举办的聚餐会,袁孟超接到通知后,均以各种借口拒绝参加。实在挨不过去了,偶尔也去一两次。一次,正碰上陶希圣用伪造的情报诬蔑苏联。袁孟超耐不住性子反驳道:中苏文协的任务是要促进邦交,而不是要恶化邦交,并且苏联帮助中国抗战是铁的事实,苏联军事人员替我们流血牺牲,我们怎么可以忘恩负义。袁孟超的义正词严驳得陶某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但事后,徐恩曾为此大为不满,不但责怪袁孟超不该这样做,还派中统特务程某秘密审查每期的《中苏文化》。邵力子知道后,认为岂有此理,坚决拒绝,才使徐恩曾不得已作罢。

1939年春,袁孟超在重庆盛忠亮家与王芃生邂逅重逢,在交谈中,两人谈的十分投缘。王芃生认为袁孟超在对时局的看法上有远见卓识,是难得的人才。于是,他聘请袁孟超到国际研究所工作,袁孟超经过慎重考虑,欣然同意王芃生的请求,帮助他建立起国际外交研究所。

1946年冬,袁孟超帮助李纯青编《大公报》副刊,为时代青年专栏写稿。李纯青还让袁孟超担任台湾《新生报》驻沪特派员,袁孟超利用这一合法身份,积极宣传我党的政策,并将国民党濒临垮台的情况,传达到台湾,以利台盟活动。他还为《文萃》三烈士牺牲后地下党新编的《时与文》写《战后美国远东政策》文稿和地下妇联的《现代妇女》写国际问题专稿。这一期间,袁孟超为抗战、为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

1947年冬,在地下党员李建华的帮助下袁孟超去私立上海法学院,任经济学教授。主讲《银行学》和《经济地理》课程。当时上海法学院教务长是沈钧儒,任教的还有楚图南。这时的上海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掀起了“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运动。学生领袖经常到袁孟超家集会,研究如何进行反蒋活动。袁孟超主动介绍他们看一些进步书籍,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使这些青年学生对中国共产党逐渐有了认识,人生观发生了改变。许多人通过袁孟超的帮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袁孟超在上海参加了中国民族同盟之后,主编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