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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抗联在世界反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
——兼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

王宜田

省委党史研究室征集研究一处供稿 日期:2017-06-27 15:56:21 阅读:965次

要把东北抗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与地位说清楚,首先要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和首个战场确定下来,达成共识,这是问题的关键。现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是传统的欧洲中心说,以纳粹德国进攻波兰为“二战”的起点;其二是以七七事变为起点,2015年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为契机,中国东方主战场的作用和地位受到关注和认可,国际国内学者普遍认可七七事变为“二战”的起点,时间提前了二年;其三是以九一八事变为起点,但没有受到普遍认可。本文认为,九一八事变作为“二战”的起点和序幕,历史史实是清楚的,理由是充分的。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的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和巴黎非战公约的侵略战争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仅仅是侵略中国的14战争的开始,而且是日本破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违反了一系列的以巴黎非战公约为代表的国际和平公约的侵略战争。1919年,美、英、法、日、意等战胜国在法国召开巴黎和会,签订了《凡尔赛和约》,成立了国际联盟,签订了《国际联盟盟约》;1922年又在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签订了美、英、日、法《四国条约》、《五国海军协定》和《九国公约》,从而形成了确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秩序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四国条约》规定,缔约国相互尊重各自在太平洋领有的岛屿。《五国海军协定》规定了美、英、法、日、意五国海军主力舰的比例,禁止在西太平修建海军基地,以维持西太平洋的现状。《九国公约》宣布尊重中国主权与领土完整,中国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中国收复胶州湾德国租借地、胶济路和青岛海关的主权等。华盛顿会议确定了东亚地区的和平秩序,制约日本以武力改变东亚现状的野心。

此后,西方各国又签订了一系列公约,倡导和平,避免战争,宣扬人道主义,惩罚非人道行为。早在巴黎和会召开前,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了“十四点原则”。主张废除秘密外交,实行航海自由,撤销经济壁垒,限制军备,恢复各国被占领土,重建波兰,奥匈帝国和土耳其境内被统治民族实行民族自决,协助俄国自由发展并建立相当政府。打出了民族平等、民族自决人类平等和人道主义的旗号。尽管美国未加入国际联盟,“十四点原则”在巴黎和会中由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和分配胜利成果的不光彩行为而被打了折扣,但是,“十四点原则”提出的国家与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平等原则,却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如《国际盟约》第十条就规定:“蹂躏联合会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变更其政治之独立者,联合会各会员均不能认为有效。”[1]

继《国际盟约》之后,西方各国又签订了一系列和平公约:如1925年签订的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1928年8月27日,15个国家在巴黎签订的普遍放弃战争公约,即《白里安——凯洛格公约》,也称《巴黎非战公约》。公约虽然只有2条,但意义重大。其一,公约参加国以本国人民名义庄严宣告,它们谴责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并且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决不把战争作为推行本国政策的工具。其二,公约参加国同意,在处理各国之间的争端或冲突时,不论性质如何,起因如何,只能用和平方法来解决。公约的发起人、法国外长白里安称“1928年8月27日是人类历史新纪元的第一天”,[2]包括后来在二战中成为法西斯国家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在内,全世界57个国家参加了这个公约。

多年来,国内主流观点认为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是地道的帝国主义体系。[3]列宁说“凡尔赛条约则是强盗和掠夺者的条约。……是骇人听闻的、掠夺性的和约。它把亿万人,其中包括最文明的人,置于奴隶地位。……这不是和约,而是手执钢刀的强盗逼迫无以自卫的受难者接受的条件。按照凡尔赛条约,德国的一切殖民地都被它的这些敌手夺去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都沦为奴隶。”[4]《九国公约》签订后,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最近的时期,是中国人民的生死关头,是不得不起来奋斗的时期。”[5]毛泽东指出:《九国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6]

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缺陷是明显的。由于各国之间分赃不均,它不但没有消除各大国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埋下了更大冲突的种子。中国共产党当年就曾预言:帝国主义国家“先后在巴黎、华盛顿、柔鲁等处开分赃会议,假借‘和平’、‘正义’等名词以掩饰全世界被压迫阶级的耳目,但那争夺宰割世界而引起剧烈冲突的真相,已暴露无余。他们那些不可消灭的利益冲突,便是第二次更猛烈的帝国主义战争的导火线。”[7]法军元帅福煦所预言的:“这不是和平,这是20年的休战。”

这一体系从一开始就把社会主义苏联排除在外,具有反苏性质;同样,苏联对这一体系也持反对态度。列宁明确宣布:“我们根本不把什么国际联盟放在眼里,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国际联盟名不副实,甚至连它的成员国都不听它的。……国际联盟并不存在,资本主义列强的联盟只是一种假象,实际上是一伙你抢我夺的强盗。[8]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辩证的。现在来看,尽管这一体系矛盾重重,为新的世界大战埋下了伏笔,但是,这一体系毕竟是一个和平体系,确立了一系列的和平原则、人道主义原则,国际联盟作为第一个全球性质的国际组织,对制止战争、谴责侵略、不承认侵略战争的结果等方面,毕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中国东北正是破坏了“一战”后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华盛顿会议确定的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作为《国际盟约》、《九国公约》的签字国和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日本违背承诺,谋求进一步实现其大陆政策,突破美、英对各国海军规模方面的限制;突破《九国公约》中关于保持中国领土主权完整的规定,向中国东北和内地进行武力扩张,在西太平洋地区建立自己的霸权。占领东北三省之后,1933年2月,日本扩大侵略,进攻中国的热河省(今河北承德地区),当国际联盟批准《李顿调查团调查报告》,确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性质为侵略,不承认日本蓄意炮制的伪满洲国,日本则退出了国际联盟。

此后,日本在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恶道路上越走越远。1935年进攻中国华北;1936年,日本同德国和意大利结成法西斯轴心国家,打着反对共产国际的旗号,全面挑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1937年7月,全面进攻中国内地,1941年12月,偷袭美国珍珠港,挑起太平洋战争。

从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中国国民党政府投诉国联维护自身利益的过程来看,日本在不断地以武力改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国则以《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为武器,要求国联制裁日本,迫使其停止侵略行为。

从日本方面看,日本政府也认为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违反了《九国公约》。当时的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称在满洲成立独立政府是“违反九国公约”的。[9]据外务大臣芳泽回忆,犬养毅认为“满洲国”的独立,从根本上讲是一个非常不实际的话题。[10]

日本投降后,日本国内在总结反思侵略战争的历史时,也确定了十五战争的概念,就是说日本人自己也承认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东京审判也是从1928年炸死张作霖、尤其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审判日本的战争罪行。

综上所述,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和序幕,以东北抗联为主要力量的东北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

那么,现在国内外学术界为什么不把九一八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呢?或者说这一观点为什么不被普遍认可呢?

本文认为原因有五:

一是欧洲中心论。把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二是东方主战场中心论,把日本进攻中国内地、发动七七事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

三是九一八事件论,认为九一八事变是一个局部事件,不是战争;是战争,也是局部战争。当年,从严格的国际法观点看,日本没有明确宣战,所以是没有“法律上的战争”的存在。中国有权合法对日宣战,但中国也未宣战,也不构成“法律上的战争”。但是,当年的国际社会实际上已承认中日间有“事实上战争”,但不从条约的关系上断定战争的法律责任。然而,国际法上已规定“敌对行为除了自卫或报复外,就是战争意愿的完全表示”,“有了战争意愿,然后就能发生战争”。1932年1月19日,英国代表汤姆士在国联行政院会议报告上海现状时说:“除了战争的名称,什么都是战争。”《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则将中日在东北的军事行动,说是“不露面的战争。”国联《关于中日争议之报告书》也说,中日之间“变相之战争,犹日进不已”。[11]

四是人民战争忽视论。九一八事变后,作为正统政府,国民党政府执行不抵抗政策,没有抵抗,在国际社会眼中,自然就没有战争。其实,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虽然,国民党政府不抵抗,但是,广大的东北义勇军却进行了大规模的抵抗,东北抗联还处于反日游击队阶段,就积极参加义勇军的武装斗争;义勇军大部溃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则坚持抵抗14年,直至1945年8月配合苏联远东军彻底打败日本关东军,取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1933年,由于中国共产党实行下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东北抗战的领导力量,而且,早在1932年4月15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就对日本宣战,宣布“领导全国红军与工农劳苦群众用民族革命战争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12]在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是不争是史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是从东北开始的,这也是不争的史实,不应被忽视,被弱化。

五是国联仲裁不满论。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派出李顿调查团,到东北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认为:“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完全是帝国主义强盗进行瓜分中国的分赃会议和组织。”[13]1932年1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布《为目前反帝斗争发布的口号》文件,共发出45条口号,其中的第15条为:“反对国际联盟设立满洲及上海调查团。”[14]

在调查的过程中,尽管日本关东军绞尽脑汁,制造假象,强奸民意,残酷镇压,但是,东北各界爱国人士通过各种办法向李顿调查团提供了日本侵略东北的各种证据。1933年3月,国际联盟召开会议,宣布日本在中国东北是侵略行为,但提出的解决方案在实质却是要将中国东北交给国际托管。中国政府和全国人民当然不满意。另一方,侵略成性的日本也不满意,宣布退出国联。

国联把中国东北交国际托管的判决固然不对,但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判定日本制造的九一八事变是侵略行为,对日本扶植的伪满洲国采取不予承认,没有加入国联的美国也对伪满洲国不予承认,形成著名的“不承认主义”。此后,日本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矛盾逐步加深,尽管有纵容日本侵略的一面,如向日本出售废钢铁等,但是,毕竟逐步加重对日本的制裁,日本从侵略者的强盗逻辑出发,认为受到美国压迫,所以才不惜铤而走险,发动太平洋战争,把第二次世界大战扩大到整个太平洋。不满归不满,只要判定日本的行为侵略就足够了。 

东北抗联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地位和作用

确定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东北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则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东北抗联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贡献,首先在于全程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比世界上任何国家、任何一支部队坚持抗战的时间都长。不是8年,而是整整14年。其次,东北抗联是作为人民军队参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北抗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处理同其他抗日武装的关系时,在中共党内,最先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敌强我弱的极端艰苦条件下,建立了抗日游击根据地。由于政策的原因,根据地先作为抗日苏维埃而存在,如吉林省延边地区的延吉、和龙、汪清和珲春四县建立的根据地。贯彻执行《一二六指示信》后,东满、南满、北满等地,都建立了县、区级人民革命政府。东北抗日联军组建后,由于日伪当局的疯狂“讨伐”,东北抗日根据地逐步丧失,抗联在原始森林中修建“密营”坚持斗争;在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斗争方面,则以反日救国会为组织形式,代行人民革命政权职能。

其三,东北抗联最早加入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根据欧洲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的形势,建立了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东北抗日联军率先响应,在东北战场首先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可以说,东北抗日联军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支抵抗法西斯侵略的军队,而且是第一支加入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部队。

第四,七七事变后,东北抗联积极配合东北主战场作战,把东北战场主动纳入东方主战场。1939年5月,日本关东军挑起诺门罕事件后,东北抗联主动配合,全力出击,付出了巨大牺牲。

第五,《日苏中立条约》签订前后,东北抗联派小部队返回东北,为苏军作了大量的战略战术侦察活动,为苏军对日大反攻作了重要的准备工作。

第六,1945年8月,东北抗联作为向导和伞兵,全力配合苏军进攻日本关东军,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作了巨大而独特的贡献,以最终的胜利,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第七,东北抗联为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增加了人民因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随着世界“冷战”格局的形成,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力量日益强大,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大潮汹涌澎湃。随苏军返回东北的东北抗日联军把总部设在长春,指挥另外56个战略点,利用担任苏军卫戍副司令的特殊身份,进行“建军、建党、建政”工作,为关内八路军、新四军挺进东北和东北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做出重大而独特的贡献,本质上壮大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为世界政治格局增添了人民的因素。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建立,而把整个世界以争权夺利、力量平衡的形式联在一起,表面的民族平等、民族自决和非战公约首先被日本武力侵略东北所破坏。九一八事变以事变的名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和序幕,这是日本的狡黠和凶暴,直到今天,我们还在为这一事件是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而讨论,为东北战场是否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个战场而争论,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1]《国联大会决议案》(1932年3月11日),《历史教训——“九·一八”纪实》,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43页。

[2] 【法】让—马蒂斯特@迪罗塞尔著:《外交史》(1919—1978)上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99页。

[3] 《世界现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页。

[4] 《在莫斯科省的县、乡、村执行委员会主席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三十九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2页。

[5]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2年版,第70页。

[6]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页。

[7]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1921——1925),中共中央党校出版1982年版,第65页。

[8] 《列宁全集》第三十八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350页。

[9] 日本读卖新闻战争责任检证委员会:《检证战争责任——从九一八事变到太平洋战争》,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第50页。

[10]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有裴阁昭和四十二年六月版,第115页;转引自《外交家与战争——顾维钧外交生涯片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11] 高克著:《外交家与战争——顾维钧外交生涯片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页。

[12]《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战争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

册(1932—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78页。

[13]《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对日宣战的训令》(1932年4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1932—193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82页。

[14] 《中共满洲省委为目前反帝斗争发布的口号》(1932年1月30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9,第206页。

(作者单位: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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