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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建国后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思想

王永君

来源:《北京党史》2004年5月 日期:2017-03-30 14:18:49 阅读:1402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面临着恢复和发展经济的重大任务,这就要求必须把毛泽东等领导人从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点的经济理论转化为具体政策加以贯彻执行。

一、积极扶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

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共产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进入了最直接、最复杂、最微妙的时期。开国之初,面对百废待兴的情况,必须积极利用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毛泽东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后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处理提出了一套明确的方针政策,规定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对私人资本采取利用限制的方针。他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强调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上,有其很大的重要性……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

在建国前夕,1949年9月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所通过的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对私人资本采取利用限制的思想以及全会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十六字方针作为新中国对资本主义进行改造的方针。《共同纲领》是根据毛泽东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及其同年6月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指导思想作为政策基础而形成的。该《纲领》第30条明确规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经济事业,人民政府应鼓励其经营的积极性,并扶持其发展。”第31条明确规定:“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合作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应鼓励私人资本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例如为国家企业加工,或与国家合营,或用租借形式经营国家的企业,开发国家的富源等。”在这里,关于发展、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理论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领导集体继续保持着七届二中全会和《共同纲领》的思想,即对私人资本主义仍采取利用限制的政策。针对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实际情况,必须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客观上还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来发展经济。”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目前整个国民经济中,是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它的适当发展,对于国民经济也是有利的。为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对那些不危害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工商业还要允许其发展。为了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至少‘可搭伙10年至15年’,如果过早消灭了,‘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他请来的’。”

对私营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一方面积极加以扶持,另一方面对其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部分加以限制,同私营工商业者的投机倒把等不法行为进行斗争,并引导私营工商业向国家资本主义方向发展。利用、限制私人资本主义,是党的一项既定的方针政策。为此,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打击了投机资本,经过京津地区的物价涨落、上海的银元风潮、全国各大城市的“米棉大战”和对上海及全国各地资本家囤积惜售的打击,稳定了经济和市场秩序。

1950年5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指出:“私营工商业是会长期存在的,我们不可能很快实行社会主义。到哪一天才需要全面进攻,取消资本家那一部分呢?照苏联的例子,时间是很长的。”毛泽东还认为,苏联在农业集体化,消灭富农经济上搞快了。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允许发展资本主义,是为了创造必要的社会主义的物质前提,但是,这种发展资本主义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只让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毛泽东曾明确了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在1950年4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曾指出:“目前财政上已经打了一个胜仗,现在的问题要转到搞经济上,要调整工商业。”他针对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存在的要挤垮私营工商业的错误倾向进一步指出:“和资产阶级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纲领》就成了一纸空文,政治上不利,经济上也吃亏。‘不看僧面看佛面’,维持了私营工商业,第一维持了生产;第二维持了工人;第三工人还可以得些福利。当然中间也给资本家一定的利润。但比较而言,目前发展私营工商业,与其说对资本家有利,不如说对工人有利,对人民有利。”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利用限制政策,毛泽东在1950年4月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工商组论讨会的一份发言记录稿上写道:“应限制和排挤的是那些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即投机商业,奢侈品和迷信品工商业,而不是正当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商业,对这些工商业当它们困难时应给予以扶助使之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由于人民政府没收了一大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使国营经济的比重迅速上升,并不断巩固了自己的经济领导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有些人主张应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1950年6月6日举行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中指出:“有些人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这种思想是错误的,是不符合我们国家的情况的。”再一次对“左”倾冒险主义的观点进行了批评和纠正。他指出:“民族资产阶级将来是要消灭的,但是现在要把他们团结在我们身边,不要把他们推开。我们一方面要同他们作斗争,另一方面要团结他们。”毛泽东曾讲:“我们要团结资本家,许多同志不敢讲这个话。要了解,现在没资本家是不行的。”

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召开,统一了党内的思想认识,在对待私营工商业和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形成了统一的共识。纠正了党员干部中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一些错误思想和做法。批评了那种认为可以提早消灭资本主义,实行社会主义的思想。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工人失业问题。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不要搞得太紧张。通过调整,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有了较大发展,部分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活动间接地纳入国家计划的轨道,促进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二、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

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早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是在1952年9月2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他说:“十年到十五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不是十年以后才过渡到社会主义。二中全会提出限制和反限制,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私营占32.7%,国营占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比例会更小(资小我大),但绝对数字(指资)仍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会怎么样,要想一想。”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政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了,离不开共产党了。” 这表明,毛泽东已经设定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表。

对过渡的步骤、时间等有关问题曾征求苏联党的意见。刘少奇在1952年10月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曾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对中国过渡到社会主义所采取的步骤、时间和实现的条件做了说明:“在十年以后,中国工业将有90%以上是国有的,私人工业不到10%,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等,并纳入国家计划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斯大林在会见中共代表团时,对中共的设想,作了肯定的评价。并说:我觉得你们的想法是对的。当我们掌握政权以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应该采取逐步的办法。你们对中国资产阶级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

1953年春,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率领包括国家计委和工商管理局等有关人员参加的调查组,到武汉、南京、上海等地进行调查研究。5月,向中央报送《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报告,全面分析了建国后头三年公私关系的变化及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状况,报告提出: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是将资本主义工业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的主要环节,也是我们同资产阶级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主要环节;公私合营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是充分利用和改造私营大工厂的最好形式。提出要经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逐步推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报告,曾亲自给李维汉打电话说准备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

6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讨论李维汉报告期间,毛泽东在正式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同时,对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发表了重要讲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和步骤,毛泽东说:“稳步前进,不能太急。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上(不是一切)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三年至五年的时间,因此不应该发生震动和不安。”他进一步指出:“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

1953年12月,中宣部《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完整准确地表述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三、关于对资本主义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

根据六月中央会议的精神,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将资本主义工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的意见》,提出在今后十年内对拥有十个工人以上的私营工业企业,凡是有用并能改造的基本经过公私合营,经过一定时间的购买和改造,为国有化准备好条件。1953年12月9日,中央开会讨论并同意这一方案。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和平改造和赎买政策在经过认真讨论后,更加具体和明确。主要思想:一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不是打倒,而是继续保持同他们在政治上的联盟,保障他们在宪法范围内的合法权利,并分别给以政治安排和工作安排;二是对私人资本主义不是挤垮或排除,而是同它们建立经济上的联盟,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过渡形式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逐步实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变革;其三,对民族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不是无偿剥夺,而是实行赎买。其方式由私营时期的“四马分肥”分取一定的利润到公私合营以后每年付给资本家五厘定息;其四,把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结合起来。采取民主说服而不是强制的方法,实行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鼓励其积极性,克服其消极影响,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范例,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新成果。

把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形式。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召开了扩大公私合营工业计划会议。会议认为:资本主义工商业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进一步分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情况,会议形成了《中财委(资)关于有步骤地将10个工人以上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1954年9月,政务院公布了《公私合营工业企业暂行条例》,其基本精神是确立了社会主义成分对公私企业的领导地位,同时保护了资本家的合法权益。使党关于公私合营的政策原则通过法律形式更加明确和完备。1951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私营工业生产安排问题,批准了统筹兼顾的原则。毛泽东在讨论时说,不管私营不行,要看到私营工厂有200万工人。

1952年9月5日,毛泽东致信黄炎培,提出对于资产阶级来说,现阶段只要求他们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不要求他们接受社会主义。“在现阶段,允许资产阶级存在,但须经营有益于国家人民的事业,不犯五毒。”“超过这个限度,而要求资产阶级接受工人阶级的思想,或者说,不许资产阶级想剥削赚钱的事情,只许他们和工人一样想‘没有劳动就没有生活’的事情,只想社会主义,不想资本主义,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因此,对黄炎培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分会会员大会上的讲话稿作了修改。把讲稿中的“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资本家应充分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把讲稿中的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等,指出资产阶级中的少数有远见的人们,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思想,想在将来做一个社会主义者。

1955年11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信件和对决议草案的修改中指出:“三反五反以后,资产阶级已被孤立,心中惶惶无主,想靠拢我们,但是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变化,他们被三反五反的斗争吓怕了,因而对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存在着悲观主义,怕同资本家接触。”有些人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些人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毛泽东对这种情况批评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不作全面分析,以为如果要说到资产阶级除了消极的一面之外还有积极的一面似乎就是‘伤害马克思主义’”。

1955年10月27、29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领导人座谈,希望资产阶级人士能认清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掌握自己的命运”,进一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共产党的政策是,对地主“只给饭碗,暂时不给选票”;“对资产阶级则不同”,即既给饭碗,又给“选票”,有选票可以当家作主,说文明点就是“一个工作岗位和一个政治地位”。中国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关系可以说是复杂微妙的关系,党成功地实行了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创造了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一系列过渡形式,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四、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后如何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以前苏联的经验为戒鉴,总结了我国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他指出:“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他还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1956年春,在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推动下,各地资本主义工商业也迅速掀起了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由于改造工作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也过于简单划一,以致给当时和以后造成了许多遗留问题。当毛泽东听到上海有人搞地下工厂的情况反映后,1956年12月7日,在与民主建国会、工商联合会负责人黄炎培、陈叔通等人谈话时指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有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三个月,合作工厂做的衣服裤腿一长一短,扣子没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了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社会物资还不充足。我们保留了私营工商业职工二百五十万人(工业一百六十万,商业九十万),俄国只保留了八九万人。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营大厂,订个协议,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开投资公司,还本付息。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当然要看条件,只要有原料,有销路,就可以搞。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又有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这样定息也有出路。”他更进一步指出:“国家积累主要靠工业,不靠农业。国家预算收入平均每年二百七十亿元,农业只有三十亿元,加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不过七十亿元左右。我们为什么保存资本家?因为国家有需要,对人民有利益,可以增加工业品。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同盟,才能巩固同农民结成的同盟,因为农民需要工业品进行交换。同时,还能比较好地稳定物价,保证市场供应。在过渡时期保存资产阶级,有极大的作用。”

毛泽东的这些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尽管是针对实际工作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发挥的,但实际上是提出了利用资本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充,处理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关系的重大理论问题,是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极可贵的思想火花。但是,遗憾的是,当时中央没有制定具体的政策,在实践中也没有贯彻落实。

五、利用资本主义思想的几点可贵的启示

综观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理论形成与初步实践,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以下特点:

第一,理论思想的渊源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进行革命,进行阶级斗争,并不是共产党人的根本目的。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因此,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这个国家就必须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生产率的根本任务切实地抓在自己的手中,建立起雄厚的物质基础,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条件。有鉴于此,马克思、恩格斯曾提出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思想,以便使他们的资金、技术、经验及其创造的文明成果为无产阶级所用。两位革命导师都认为:这样做对无产阶级是“最便宜不过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实践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在实践上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曾经提出而没有实现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而且用自己的成功经验丰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和平赎买的理论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学说。

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并不以彻底排斥资本主义为前提。列宁曾经指出,私人资本主义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丝毫不是奇谈,而是经济上无可争辩的事实。有可能经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用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尤其是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且不平衡的条件下,私人资本主义的存在是必要的,不仅不应该过早地消灭,而且还应该为其发展留有足够的空间;因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

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况,与欧美等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很不相同。近代中国并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和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而是一个经济、文化都非常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在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中国要振兴,要发展,除开政治条件外,就更需借助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为之服务。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不仅正确地制定了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提供了保证,而且还逐步地形成了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如何对待资本主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这一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它在实践中,带有鲜明的中国社会特点。

在建国初期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采取利用和限制同时并举的政策,重视发展私人资本主义作为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这是以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为出发点,完全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要求。建国5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给我们以深刻的历史启迪:只要我国社会生产力没有从整体上完全超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能容纳的限度,我们就有在一定范围内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必要。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不考虑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情况,任意限制或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第二,理论的形成是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客观实践的反映。旧中国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解放前,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在全国社会总产值中只占20%,80%为封建式的农业经济。就是这部分少得可怜的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由于发育的不成熟,生产力水平很低,或由于官僚资本主义的独占,社会积累甚少,使中国人民长期过着十分艰难的生活。早在1934年从共产党在瑞金创建全国第一个苏维埃时期起,毛泽东就敏锐地认识到,在近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要振兴中国的经济,就必须借助资本主义经济力量,舍此没有更好的道路可以选择。自此以后,到建国前的长达15年间,毛泽东始终不渝地坚持实践这一理论,并为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认为,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但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是绝对需要的,而且在由新民主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也是需要的。在建国初期,毛泽东为实践这一重要理论做了不懈的努力。

第三,理论的初步实践为改革开放开辟了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制定和形成了包括发展私营经济、允许利用外资和同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政策,让其作为国有经济的重要补充而发挥了积极作用。改革开放28年的实践证明,关于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抉择是十分正确的。

“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是毛泽东在对待资本主义问题上提出的创造性思考,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反映。这个利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经济的想法,虽然由于当时指导思想的改变和历史条件的限制,没有付诸实践,但这种解决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矛盾的思路和设想,为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确立和逐渐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想经验。

新时期党中央确立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的产物,也是对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利用资本主义这一重要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尽管党在实践这一理论过程中有失误,给革命和建设造成一定损失,但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人明确阐述的关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观点,关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观点,关于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相互间开展经济竞争的观点,关于团结改造资产阶级分子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观点,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同外国资本家做生意的观点以及关于社会主义过渡阶段长期性等观点,对当前的改革开放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逐步认识到,在今天的条件下,非公有制还有存在和发展的必要。特别是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这就把非公有制经济与公有制经济摆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从而实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由“对立”、“补充”到“共同发展”的转变。回顾历史,联系我国经济改革的实践,深深感到,建国初期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来促进生产力的大力发展的思想和经验,就是党在新时期所有制问题上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原则下,允许并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鼓励兴办私营企业、合资企业及外商独资企业,并逐步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新格局,这是当代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对建国初期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完善更高级的发展。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建国初期,虽然能够以巨大的理论勇气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开拓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境界,但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受到传统经济理论的束缚,在其思想深处对商品经济属性的认识还是很不全面的。在利用资本主义的实践活动中,存在失误的地方主要是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

建国初期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在中国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起过重要作用,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奠定了利用资本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这一重要理论的形成、发展以及出现反复的过程中,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根据当前的新情况,对建国初期毛泽东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理论作进一步探索,以使其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

(作者单位: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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