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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影片《创业》的抗争到新时期银屏的发展

吕瑞华

来源:《白山松水党旗红》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 日期:2015-02-15 21:29:24 阅读:1987次

长春电影制片厂被人们誉为“新中国电影的摇篮”,从它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建立至今,已有整整50多年的历史。在这50多年里,长春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长影”)创作出大量的优秀影片,受到广大观众的好评和赞誉。但同时,也经历了无数次的风霜雪雨,受到各种风浪的考验。尤其是在“文革”和“四人帮”横行时期,受到的干扰破坏更为严重,不仅使长影在创作、生产、队伍、制度等方面遭到全面破坏,经历了空前浩劫,而且使长影的广大干部和创作人员遭受到残酷打击、迫害,在“文革”前5年(1966—1971)没有拍摄一部影片,全厂陷入混乱、瘫痪状态。但是,值得特别提出的是,在“四人帮”大施淫威的时期,长影创作人员不畏险恶环境,冲破重重阻力,在1974年创作拍摄了反映大庆石油工作艰苦创业的故事片《创业》。这部影片犹如长白山上的冰菱花,在朔风料峭时节,顶风冒雪凌寒怒放,给众芳凋零的电影百花园增添了光彩。这部影片的出现是长影的骄傲,它虽然导致一场严重的斗争,但也使长影经受了考验。长影人正是凭着这股坚强的性格和不畏艰险的意志,在粉碎“四人帮”后,不断创作出一部又一部好的作品,使长影呈现出繁荣发展的景象。

围绕电影《创业》而展开的斗争

电影《创业》是在70年代中期,由大庆油田和长影《创业》创作组集体创作,张天民执笔、于彦夫导演的一部彩色故事片,是长影历史上的一部重要电影。影片整个创作过程都遵循着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以60年代大庆石油会战为题材,以帝国主义封锁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单方撕毁合同为历史背景,紧紧围绕着艰苦创业,走自己的路,还是崇洋媚外,跟着人家在后面爬行为剧中矛盾冲突,生动地再现了中国石油工人不怕压,不怕难,敢想敢干,艰苦创业的英雄气概。影片以磅礴的气势,激动人心的画面,浓重的色彩,强烈的节奏,热情歌颂了中国工人阶级在严峻考验面前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气壮山河的英雄业绩,成功地塑造了铁人式的石油工人英雄周挺杉和工业战线党的领导干部的典型代表华程。这部影片是毛主席“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胜利赞歌,是中国工人阶级不怕天,不怕地,敢于顶天立地的志气歌。影片中充满了奋发图强的革命情怀,表现了强烈的时代精神,是一首时代精神的颂歌!

张天民于1973年8月完成剧本初稿,于1974年11月11日完成拍摄任务。影片1975年1月29日,国务院文化组审查通过该片,认为“是一部相当好的影片”,并决定正式呈文上报中央,请示将《创业》确定为重点影片进行宣传,在全国公开发行,并向国外发行,而且还要求尽量多印拷贝。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王洪文和掌管宣传舆论大权的张春桥、姚文元,虽然还没来得及审看影片,却都批示了同意,江青也在报告上画了圈。

影片于1975年2月27日按计划在全国各大城市放映,影片一上映立即受到广大工农兵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社会反响强烈,各大媒体也都作了宣传和报道。《创业》摄制组还接到数百封观众来信,称赞他们拍了一部歌颂“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精神的好影片,一些文章称赞《创业》是一部剧本好、故事好、人物好、对话好、画面好、音乐好、思想也好,是近年来少见的一部好影片。

《创业》问世之时,正值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刚刚闭幕,对于贯彻周总理提出的在本世纪末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规划,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宣传、鼓舞作用。也正因为如此,触动了“四人帮”的神经。1975年2月11日,反革命野心家江青看了《创业》后,大发雷霆,立即召集中央文化组的人质问,为什么要批准发行这么糟的影片。当时搞的文化组的人一时摸不着头脑,只好说:“我们是向中央打了请示报告的,而且您也是画了圈的,”这下更惹恼了江青,她的火气更大了,江青说:“画圈又怎么啦?画圈不等于同意!”而且她还指着文化组的人的鼻子说:“你吹捧得最厉害!跟我说这部片子这样好,那样好,这是部什么东西!”“这个电影看了半天看不懂,很生气。”接着她指责《创业》说,这部影片“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并指影片中党中央给石油工人送毛泽东著作《矛盾论》、《实践论》的情节,是美化刘少奇(因为当时中央是刘少奇主持)。“当年主持油田会战的总指挥是谁?是余秋里、康世恩,全都是走资派。这不是明目张胆地为刘少奇涂脂抹粉、开脱罪名,替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老家伙评功摆好吗!”挨了江青的批评后,文化部(此时中央已正式组建文化部)于2月12日,也就是在江青看完影片的第2天,立即召开了文化部党的核心小组的紧急会议,并以文化部的名义,当日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出通知:宣布《创业》不再印制拷贝;报纸上不发表评论文章;电视广播停止播放。对《创业》进行全面封杀。同时,由文化部的负责人亲自执笔写检查。这份检查,根据江青、姚文元的意见,写了对《创业》的十条意见。2月19日文化部的负责人来到长影,面告《创业》摄制组“影片有严重问题。”但究竟是什么问题,却只字未提。此后进行了长达近2个月的背后“调查”。4月3日,文化部通知《创业》摄制组主要成员及厂领导去北京,厂主要领导人苏云同编剧张天民、导演于彦夫等,于4月5日到北京。文化部的人出面找去京的同志谈话说:“实事求是地把影片来龙去脉谈一谈,不论涉及任何人和事,都没有关系。不要有顾虑,要实事求是地介绍情况”。去京的同志看出了他们的真正用意,就是江青一伙想借打压《创业》的机会,打击老一辈革命家。但去京人员却不露声色,并没有按照他们的意图行事,只是就《创业》深入生活的情况作了汇报。在谈话无果的情况下,秉承江青的旨意,文化部于4月8日抛出了《对〈创业〉影片的意见》,把《创业》说成是为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毒草,是着力宣扬活着的人和事,而且还以
合法的形式把这种写真人真事的风气加以肯定,这样会“后患无穷”的。并勒令在京人员进行检查,写自我批评的文章。苏云、张天民、于彦夫面对“四人帮”精心罗织的《十条罪状》,心里感到无比气愤,但又不能畅舒已见,一时形成僵局。“四人帮”安插在文化部的亲信,见他们思想不通,便令回厂进行检查。同时,还给吉林省委施加压力,要省委领导关心一下,继续写“自我批评文章”。文化部还多次派人来收集情况反映。苏云一行回厂后,向摄制组传达了《十条意见》,全组同志听后更加气愤,感受到了“十条意见”包藏着阴险用心。

文化部的这个《十条意见》下发以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许多人对此不理解。《十条意见》的出台,使刚刚复苏和发展的文艺百花园,再一次遭到扼杀,有些反映石油工业题材的话剧,从调演节目中被撤换下来,极大地冲击了文艺战线工作的发展。1975年,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后,开始进行全面顿整。对文艺工作重新强调了党的百花齐放的方针,解除对一些优秀作品发表和演出的限制,鼓励文艺创作。在这种好的形势下,使《创业》编剧张天民倍受鼓舞,增强了勇气和信心,坚定了与“四人帮”斗争的意志。经过缜密思考,决定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他做好了被监禁的准备,冒着风险,于1975年7月18日毅然写信给毛泽东和邓小平,他以艺术家的良心和无所畏惧的勇气,报告《创业》的创作经过和广大工农兵群众对影片的反映,揭露了江青一伙扼杀《创业》的行径。他在信中写到:“剧中使用了一些某领导讲过的语言,但这些话有的是从群众中来的,又是直至今天还为广大石油工人共同使用着的,怎么能认为这些话是要宣扬某领导同志呢?”信于7月21日送出,次日他便到大港油田深入生活,在此地见到了导演于彦夫,并告知写信一事,他讲“如果我要进去了,请你每月给我爱人寄20元生活费。”此时于彦夫也做了“进去”的准备,答应将此事告诉自己的妻子。他们相互鼓励,相互支持,不怕做出最大的牺牲,表现了革命电影工作者的坚定信念。毛主席在接到邓小平转来的信后,立即调来影片观看,并被影片中的情节所感动。7月25日,毛泽东提笔对张天民的信做了重要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10余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内的文艺政策。”并注明“此信增发文化部及来信人所在单位。”毛主席这个批示,是对革命电影工作者的巨大支持,是对“四人帮”进行阴谋活动的一次揭露,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文艺工作者的热烈拥护。7月28日,毛主席的这个批示下发到长影,全厂沸腾了,职工们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载歌载舞挥动长长的彩带,跳起了欢快的秧歌舞。《创业》剧组听到传达后,许多同志热泪盈眶。张天民激动地说:毛主席的这个批示,决不只就《创业》影片而言,首先,是对大庆油田工人十几年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精神的肯定。同时,也是对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肯定。创作人员表示,要为摄制更多更好的影片而努力奋斗。在毛主席批示的鼓舞下,长期以来备受压抑的文艺界的广大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增强了同“四人帮”斗争的勇气和信心,全厂以毛主席这个批示为武器,对“四人帮”炮制的《十条意见》进行了深刻地批判,愤怒声讨了“四人帮”反对毛主席文艺路线和破坏党的文艺政策的罪行。

然而,“四人帮”对毛主席的重要批示恨的要命,极力加以封锁,迟迟不向各省、市、自治区传达。他们不但顽固地对抗毛主席关于《创业》的批示,而且还压制对《创业》的放映和宣传。江青更是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批示。1975年9月16日至20日党中央国务院在山西召开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期间,江青亲自出马,将吉林省的领导、长影领导和《创业》摄制组的主要成员张天民、于彦夫等人叫到大寨,利用吃饭的机会,当着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单位100多人的面,向这些同志施加压力,为自己开脱罪责,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对《创业》的批示。江青一见张天民的面便咬牙切齿地说:“张天民你告了老娘一个刁状,老娘今天要教训教训你。”“娃娃,你告了我的状,我很高兴,我才不怕哪!”然后问:“是谁给你送的信?你知道了什么消息?”张天民回答说:“我不知道什么”。江青追问:“你不知道消息,你敢写信?你斗胆!你什么时候写的信?”张天民回答:“7月18日。”江青质问:“为什么毛主席14日刚找我谈完话,你就写信,你不知道?”张天民回答:“我不知道。”面对刁蛮的江青,张天民并没有惧怕,表现的镇定自若,这使江青拿他毫无办法。在另一次见面的时候,江青又质问张天民:“你谎报军情,谁说我让禁演了,谁说我第二天让‘三停’了?我还没看完嘛!”“张天民,你要再给毛主席写一封信,还要上报党中央,做自我批评,撤回原信,要求重拍一个新《创业》。建议不要向国外发行。”并说“信写好后,不要交给我,要省委负责人专呈毛主席。”过后,他们对张天民一直抓住不放,多方施加压力,逼迫张天民给毛主席写信。但张天民并没有屈服,毅然驳回“四人帮”的无理要求,张天民表示:“我没有谎报军情,影片向不向国外发行也不是我的事。”张天民正是以他坚强的性格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顶住了“四人帮”的重压,最后取得了斗争的胜利。

围绕影片《创业》所展开的这场斗争,决不仅仅是对一部影片的评价问题,而是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和“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激烈斗争和较量。多年以来,“四人帮”为达到他们的险恶目的,对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方针、政策,一贯拒不执行、恣意篡改、大肆践踏。摧残了大批受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的文艺作品。他们扼杀《创业》也绝不单纯是这一部影片,而是针对整个社会主义文艺。广大群众和文艺工作者完全识破了他们的野心,以巨大的胆识和勇气,冒着坐牢的风险,与“四人帮”进行顽强的斗争,最终取得了胜利,使影片《创业》得以彻底解放。

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结束,长影的全体职工迎来了文艺繁荣发展的春天。他们无比振奋,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罪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从各方面肃清其流毒和影响,使工作开始走向正常。但由于“四人帮 ”流毒的长期影响,有些影片还没有完全摆脱他们所推行的“根本任务 ”论、“三突出原则”、“主题先行”这套反动艺术理论,虽然对这些谬论进行了不断地批判,但在1977年至1978年影片创作中,还不同程度地带有这种影响的印记,这使影片的艺术质量较为平庸,数量增长的较为缓慢,创作生产一度处于徘徊状态。

1978年5月全国开展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通过这场大讨论,使长影厂的全体职工深受教育,促进了思想解放。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根据全会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号召,长影职工进行认真学习、讨论,使职工们的思想得到进一步解放,“左”的错误思想进一步得到了清理,从过去的许多“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广大电影工作者们深深地感到,电影战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是要强调真实性是艺术的生命,反对虚假平庸和粉饰现实的倾向;强调从生活出发,反对从概念出发,这才能使艺术作品更贴近生活,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思想解放,迎来了长影创作上繁荣发展的新时期。

1979年2月,周总理《在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强调了艺术规律和艺术民主问题。不久,中央文化部又决定将剧本的投产权下放各厂,这更加激发了电影工作者的创作热情。同时,长影在厂党委的带领下,不断纠正“四人帮”所造成的各种错误,大力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使沉冤多年的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长影党组织,根据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为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和以前历次政治运动中所造成的冤假错案,做了大量的工作。认真落实了党的各项政策,先后为在1975年反右派斗争中错划成右派分子的29人平反,为他们恢复了政治名誉;为在1958年整党运动中受到错误处理的18人落实了政策;为在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处理的3人予以复查改正;为在“文革”中被错戴各种政治帽子和错做历史结论的295人改正了错误结论,撤销了一切不实之词;还为其他80多人的各种不当处理做了复查和恰当的处理。

由于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使人们的思想全面解放,艺术创作得到了很大提高,更加求实。加之大力进行拨乱反正,认真贯彻落实了党的平反冤假错案等各项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创作生产的发展。1979年全年完成影片14部,不仅数量较之过去有较大的增长,而且质量也有明显提高。在这14部影片中《吉鸿昌》(上下集)、《保密局的枪声》、《苦难的心》、《小字辈》等荣获了文化部优秀影片奖;《吉鸿昌》还荣获第三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编剧陈立德荣获电影最佳编剧奖,在解放军总政治部举办的1977—1982年首届“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的评奖中,《吉鸿昌》又荣获电影奖。

1979年是长影创作生产根本性转折的一年。人们从“四人帮”反动理论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使长影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在创作上取得了难能可贵的突破,不再把人物做为某种路线和某种思想的代表或符号,而是注意塑造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努力塑造典型形象。影片《吉鸿昌》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取得了成功的经验。它恢复了长影革命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通过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塑造出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英雄人物形象,这部影片在提炼素材,塑造人物方面,为传记影片提供了经验。另外,长影还注重把影片的倾向性和真实性较好的统一起来,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虽然有时还出现一些忽视真实性,强调倾向性的情况,但到1979年,这个问题就得到了扭转,由胡苏编剧、周予导演的抒情音乐故事片《北斗》,就是一部较好的将倾向性和真实性结合在一起的影片。这部影片是反映中国农民找“路”的。影片通过申、谢两家两代人的苦难遭遇和人生命运的变化,反映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这样一个重大主题。它有极为鲜明的革命倾向性,但影片不是把这种倾向通过人物之口简单地说出来,而是通过申多余、申长源、谢桂兰等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主题。影片以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陕北高原的独特风貌,塞外农村的穷困生活场景,演员特有的造型和气质,以其高亢抒情的秦腔和富有的地方特色的民歌等等,真实地再现了陕北农村的景象,再现了人物活动的典型环境,影片通过这些,把革命的倾向性和真实性较好地统一起来,使影片具有一定的艺术魅力。另一部为广大观众所称道的影片《吉鸿昌》,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精心刻画了这位实实在在的真实的人。影片以粗犷雄浑的笔调,悲壮有力的气势,塑造了一位从旧军人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革命先烈吉鸿昌的英雄形象。影片情节扣人心弦,人物刻画细腻,镜头构图严谨,生动地揭示了吉鸿昌正气凛然,肝胆照人的思想性格,令人激动、感奋、敬仰。并在思想艺术上独具特色,使人们强烈地感受到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优秀人物身上的时代精神,看到了他的闪光点。《吉鸿昌》的成功,表明了长影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的创作在新的历史时期有了新的发展。总之,在这一年中,长影创作出一部又一部的好影片,使中国的影坛从1979年出现了一批带有新意的作品。

1980至1981年,长影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第四次文代会的精神,组织创作生产,力图开拓题材领域,发展自己的传统。在这两年中,拍摄的革命历史题材影片有《大渡河》、《血沃中华》、《元帅与士兵》、《刑场上的婚礼》等,在银幕上较早出现了老一辈革命家的形象。也拍摄了反映老干部在粉碎“四人帮”后,反对特殊化,献身“四化”建设的《残雪》,以及表现旧社会妇女命运的影片《杜十娘》、《红牡丹》等。由于各种原因,这些影片在质量上并不十分理想。但是,它表现了长影艺术家们坚持贯彻“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的努力和追求。1982年,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国实行了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经济方针,农村和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社会主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个新变化,为电影创作提供了广阔的表现天地。长影艺术家以新的敏感,努力捕捉时代脉搏,从1982年开始,创作拍摄了一批反映“四化”建设中新的矛盾和新的人物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着强烈的时代气息,深入表现人民群众情绪、愿望和理想的好影片,使长影的影片同人民群众的需要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如:《人到中年》描写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平凡岗位上劳动的普通人,提出了应如何看待一代中年知识分子的社会问题;《不该发生的故事》等反映了共产党员在新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生活中遇到的现实矛盾,提出了端正党风和纠正不正之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还有多部影片,不再一一列举。

邓小平在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说:“我们的文艺,应当在描写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方面付出更大的努力,取得更丰硕的成果。要塑造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创业者,表现他们那种有革命理想和科学态度、有高尚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崭新面貌,要通过这些新人的形象,来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长影遵照邓小平的讲话精神,在影片中所塑造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集中表现了社会主义时代的真、善、美,热情讴歌了一代新人高尚的情操,淳美的心灵,宽阔的眼界和崇高的革命情怀,反映了我国新时期的崭新面貌。新的人物形象在银幕上的出现,引起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极大反响,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城乡社会主义的改革热潮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

(作者单位:中共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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