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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季翘:抗战期间能文能武的青年战斗骨干

郑斯清 日期:2020-03-23 11:42:33 阅读:367次

郑季翘:抗战期间能文能武的青年战斗骨干

郑斯清

人物小传:郑季翘,原名郑宗周,1912年生于山西省五台县沟南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31年在太原第一师范读书时加入“社会科学家联盟”,开始参加革命。1934年在清华大学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主编《颱风》。1935年参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奔赴抗战第一线参加抗战。1939年来到晋察冀边区,先后担任《救国报》社长、《晋察冀日报》副主编、晋察冀中央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北京《解放》三日刊编辑主任。1978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1984年病逝于北京,享年72岁。

七七事变 奔赴抗日第一线

1931年,父亲在太原第一师范读书时,参加了革命组织“社会科学家联盟”,在学校里组织“抗日救国会”和“反帝大同盟”,遭到反动政府的追捕。1933年,他被迫隐姓埋名跑到北京,用堂兄郑继桥的中学毕业证书,考取了清华大学中文系,从此改名郑继桥,堂兄郑继桥改名为郑惠述。

1934年,父亲在清华大学参加了“左翼作家同盟”。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成为一名青年马克思主义者。此时日寇向华北和内蒙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民主,迫害爱国志士,围攻主张抗日的红军。1935年,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两个卖国协定,激起了北京大学生的愤怒。

1935年12月9日,北京各大学的学生冲破“救国有罪”、“抗战违法”的牢笼,喊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震天口号,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我父亲站在了一二·九运动的最前列,喊出全国民众抗战的呼声。

12月20日,父亲响应党的号召,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到农村进行抗日宣传,到了良乡、固安、涿州等地。行至高碑店时,他们遭到特务打手的袭击,最后被反动军警押回北平。路上,燕京大学学生王汝梅(黄华)用英文讲话:“我们虽然被迫不能南下,但我们的组织不能解散。”随后,宣布“中华抗日救国先锋队”成立,后改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父亲是第一批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队员。

父亲在清华大学学习期间,曾主编进步刊物《颱风》,宣传抗日,宣传进步思想。他以郑中洲、中洲、乔立人、季翘等笔名,发表了许多文章,热情宣传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伟大意义,歌颂了爱国军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声援了绥东抗战取得的胜利,支持了西南部队发出的抗日救国呼声,介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国际形势。这个刊物在山西人民中很有影响,父亲在山西人民中也有了很高的威望。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父亲毅然放弃再有一年就能毕业的学位,一腔热血奔向抗战第一线。他来到太原,改名为郑季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组织了“平津流亡同学会”,热情接待北平、天津出来参加抗战的学生。他应邀主编《太原日报》副刊,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很快成为太原文化界组织群众抗日的新星。当时,太原文化界推举父亲和常芝青为代表,邀请周恩来为青年们作一次形势报告。会上,周恩来号召爱国青年踊跃地站在抗日战争的前列,不惜为国家为民族流尽最后一滴血。他坚定地指出:抗日战争必胜,侵略战争必败,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人民的。周恩来的报告使父亲深受鼓舞,他决心不惜流血牺牲,战斗在抗日战争最前线。

扛起枪杆 到晋绥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

父亲入党后,党组织分配他到“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工作,这是一个与阎锡山统战抗日的组织。动委会派甄梦笔和我父亲带领一个动员宣传团,赴晋西北进行抗日宣传,甄梦笔任团长,父亲任副团长。参加宣传团的人基本上是从北平、天津出来参加抗战的大学生,和山西新生活剧团的一些爱国青年。这个宣传团分为工作团和剧团,父亲负责工作团。每到一个地方,剧团演出,父亲带领工作团的同志们走访当地的各机关、团体、部队,帮助建立县的动委会、农救会、妇救会等抗日团体。这个动员宣传团为宣传、组织、发动晋西北群众参加抗战和建立晋西北革命根据地,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宣传团的工作告一段落后,动委会把父亲调到动委会组织部,担任组织科长,兼军政干部训练队的队长。动委会对每个区派一个巡视团,巡视团可以代行动委会的职权。动委会任命我父亲担任一个巡视团的团长,负责六个县的干部纪律监察工作。父亲对工作严肃认真,发现问题,果断处理,为巩固巡视区内的县政权起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底,日寇在侵入太原和占领了山西的一些城市之后,进行休整。八路军利用日寇后方相对空虚之机,在敌后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根据战争的新形势和新特点,以共产党为主体的动委会领导同志决定,派出几个工作团,分赴各地,配合八路军进行开辟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初,南汉宸找我父亲谈话。他说:“准备派你到晋绥边区,开辟抗日根据地,你同意吗?那里的环境比较艰苦,任务比较艰巨。”父亲说:“我不怕艰苦,不怕牺牲。只是我太年轻,没有经验。”那时父亲25岁。南汉宸接着说:“准备派你担任晋绥边区办事处主任,给你30名干部,每人配备一匹马,一杆枪。”父亲虽然未曾带过兵打过仗,但工作需要,组织上又对自己如此信任,再艰巨的任务也要接受,于是表态说:“誓把敌人的后方变为我们的前方,坚决完成任务。”晋绥边区,跨越山西、绥远两省的交界,包括平鲁、朔县等12个县。这个边区东西五百里,南北八百里。临走的那一天,战动总会的领导续范亭亲自到岢岚北门外举行父亲一行的欢送大会。父亲代表30人,以简洁明快的语言表达了决心。告别了欢送的同志,父亲一行30人踏上了征途。

晋绥边区办事处是个专区一级的半政权性质的机构,其工作受晋绥边区地委领导。到达晋绥边区后,晋绥边区地委书记赵仲池向父亲介绍晋绥边区的情况,并陪同父亲会见了六支队队长孙超群和政委张达志。从此,地方党委、六支队、晋绥边区办事处三股力量合力,共同担负起开辟、建立、巩固晋绥边区抗日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每一次战斗来临,父亲都是夜以继日的工作,与地委和六支队协调作战。因为办事处的干部都是外地人,说话的口音很容易被辨认。一位办事处的干部被汉奸告密,遭到杀害。父亲认识到培养当地干部的迫切性,举办了地方干部训练班,并总是亲自讲课。培养的干部不但加强了各县的干部队伍,而且壮大了办事处的实力。目睹这几个县的抗日力量日益强大,其它落后的县也纷纷要求建立县动委会。渐渐地,晋绥边区12个县的动委会全都建立起来了,一些县的县委书记就是县动委会主任。这样,晋绥边区的政权就渐渐地掌握在共产党手里了。日寇看到这样的形势发展对自己形成了威胁,把父亲领导的晋绥边区办事处视为眼中钉、肉中刺,经常派小股部队来犯。办事处的干部就是一支游击队,每次敌人来犯,他们就带领群众给敌人摆“迷魂阵”,让敌人有来无回。

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父亲实现了他的诺言,把敌人的后方当做自己的前线,和战友们一道,在敌人的后方建立了晋绥边区抗日革命根据地,使其与大青山根据地、晋察冀根据地和晋西北根据地连接起来。

以笔作枪 投入新战斗

1939年,蒋介石掀起反共、妥协投降的暗流,阎锡山加入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阎锡山转发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命令”,以取消各种名义的动员机关为理由,强令撤销了动委会。

1939年9月,动委会被阎锡山解散之后,我父亲随动委会的干部,由晋西北转移到晋察冀。我父亲被晋察冀中央局分配到《救国报》担任社长。《救国报》是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机关报。1941年1月《救国报》与《导报》合并,父亲又调到《晋察冀日报》担任副总编辑。

父亲来到《晋察冀日报》后,立即拿起笔来投入新的战斗。从1941年4月到1943年8月,在父亲担任副总编辑期间,针对日寇发动的五次大“扫荡”,发表了五次反“扫荡”的社论,还发表许多专论。曲阳大惨案后,发表了《起来,反对敌寇残暴的烧杀》、《晋察冀边区永远是我们的》等社论,愤怒地揭露了敌寇的凶残,传达了党的召唤,极大地激发了晋察冀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志。

在敌后革命根据地办报是十分艰难的。敌人经常出来“扫荡”,报社也只能是一面打游击,一面办报。自从1941年1月父亲来到《晋察冀日报》,直到他1943年8月离开报社,2年多的时间里,就没有一天平静过。

报社的队伍是一支宣传的队伍,也是一支作战的队伍。许多编辑、记者都是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许多工人手上拿着武器,身上背着铅字。只有几匹骡子驮着机器,走到哪里,报纸就出在那里。这就是人们所称颂的“八匹骡子报社”。当时我父亲负责国内版,《晋察冀日报》上的许多重要社论都是总编邓拓和几位副总编亲自动笔写的。自1941年到1943年,《晋察冀日报》国内版的许多社论多出于我父亲的手笔。

在1941年的8月,敌人以10万兵力,对晋察冀边区采取铁壁合围和搜山战术,妄图摧毁我党政领导机构。敌人以数千的兵力合击《晋察冀日报》驻地滚龙沟。报社大队人员越过北山突围,在段谷、六亩园遭到敌人的阻截。同志们依靠阜平神仙山的险要地势,在20平方公里的大山里,同敌人周旋,住山洞、吃野菜,辗转于平山与阜平之间。一会儿由平山的滚龙沟跑到陈家院,一会儿又由陈家院跑到阜平的马兰村,一会儿又从马兰村回到平山的滚龙沟,终于取得了反扫荡的胜利。这一年的8月至12月,在反扫荡最艰难的日子里,他们仍坚持出版了111期报纸。

1943年,日寇的“大东亚战争”已经到了死亡迫近的关头,于是他们加紧了对沦陷区的人力和物资的搜刮与掠夺。为欺骗中国人民,日寇搞了所谓的“对华政策的转换”和“军事新施策”,为扩编伪军,在华北敌占区大抓壮丁,把抓来的壮丁一部分送到东北去当劳工,一部分送到太平洋战场去当炮灰。为掠夺粮食,他们采取了低价“收买”、高价“交换”的阴谋。他们对食言、火柴、布匹等生活必需品进行严格的控制,必须拿粮食进行交换,否则有钱也不“配给”。这样就把农村中的粮食掠夺一空。通货膨胀使敌占区的人民生活越加困苦。

父亲亲自动笔,并组织编辑部的同志写了《敌寇所谓“对华政策的转换”》、《敌寇日暮途穷的悲哀与逆施》、《日寇所谓“军事新施策”与扩编伪军的阴谋》、《敌伪的所谓“剿共建国”和“增产救民”》、《敌伪抢粮的新阴谋》、《敌占区青年起来反抗日寇的奴化奴役》等多篇社论,深刻地揭露了日寇的所谓“对华政策的转换”和“军事新施策”的阴谋,支援了敌占区人民反抗日寇的正义斗争。

1944年,因工作需要,晋察冀中央局组织部将我父亲调到晋察冀中央局政策研究室,担任研究室主任。这一时期,他调查了实际工作中各方面的问题,为中央局领导同志决定方针政策起到了参谋作用。

因为父亲在参加抗日战争之前就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准备,又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战斗精神,他在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和报纸宣传的工作中,正确地贯彻执行了党的方针、政策和路线,在文武两条战线上建立了奇功,所以人们都称他为“能文能武的青年战斗骨干”。

 

(作者系郑季翘之子,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终身教授,吉林大学唐敖庆讲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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